核心提示   西部内陆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中心—外围”的结构性矛盾中寻找突围的缝隙，通过培育内生性增长极、推动产业特色化升级、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最终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富有特色、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联结城市与乡村、宏观与微观的重要纽带。西部内陆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已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短板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点难点。

推动西部内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缩小东西部差距、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维护边疆稳定和生态安全的战略举措。当前，我国西部内陆县域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传统的依靠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新的发展动能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地梳理其发展困境，辨识其潜在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兼具学理支撑和现实操作性的发展路径，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参考。

从学理视角分析发展现状

要深刻理解西部内陆县域的经济困境与出路，必须借助科学的理论。以下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中心一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空间经济结构中，存在一个由发达都市构成的“中心”和一个由欠发达地区构成的“外围”。中心区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和强大的吸附效应，不断从外围区汲取生产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导致外围区的发展陷入停滞或依附状态。西部内陆县域正是典型的“外围”地区，深受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西安等区域性“中心”的虹吸效应影响，长期面临资本短缺、人才流失、技术落后等问题。

增长极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并非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而是首先集中在某些具有创新能力的“增长极”（如优势产业、核心企业、中心城市），通过其极化效应（集聚资源）和扩散效应（辐射带动）影响周边地区。对于西部内陆县域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在县域内培育属于自己的专精特新“增长极”，例如一个特色产业园区、一个龙头企业或品牌，以此打破低水平均衡，带动全域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升级。强调区域发展应立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而，静态的比较优势（如矿产资源、廉价劳动力）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必须引入动态视角，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

可持续发展理论。西部内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发展必须超越“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三者的协调统一，要求西部内陆县域在发展中必须坚守生态底线，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路径。

从现实角度审视困境与挑战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结合现阶段发展实际，西部内陆县域经济主要面临以下几大困境。

要素集聚能力弱，持续“失血”与“贫血”。一是资本外流加剧。由于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金融资本通过银行信贷等渠道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县域内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体经济普遍“贫血”，消费不足进一步导致恶性循环。二是人才流失严重。青壮年劳动力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持续流向大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导致县域人口结构老化、人力资本存量下降，形成“人才赤字”。同时由于缺乏人才成长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舞台，埋没了“本土人才”。三是技术发展滞后。科技创新资源匮乏，研发投入不足，特别是与科研院所、高校的联结薄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能力有限，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在市场竞争中永远处于劣势。

产业结构单一，转型升级步履维艰。一是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农业生产多以传统种养业为主，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不高，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易受市场和自然风险冲击。二是工业“小、散、弱”。工业结构多以资源初加工、能源原材料为主，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低端。产业关联度低，未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易受宏观经济周期和环保政策影响。个别县域虽然有煤炭石油等矿藏开采，但产业单一附加值较低。三是服务业发展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金融、科创服务）严重短缺；生活性服务业（如商贸、文旅）受制于人口规模和消费不足等因素影响，品质不高亏损严重；现代服务业业态发展缓慢。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县城作为县域中心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对乡村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乡村地区“空心化”问题严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同时，县域内部市场容量有限，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难以形成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良性循环。

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可持续发展压力大。西部内陆地区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或生态脆弱区，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等问题突出。传统的资源开发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反噬，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对许多县域提出了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限制了其工业化、城镇化的空间。但在另一方面，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现象依然存在。

从实践角度探寻突破路径

面对困境与挑战，西部内陆县域必须摒弃“等靠要”思想，立足自身，放眼全局，在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产业发展维度——推动特色化、融合化与数字化协同升级。一是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价值链。围绕“土特产”大做文章，不仅仅局限于初级产品。强化农业品牌建设，打造具有地理标志和文化内涵的县域公用品牌，提升产品溢价能力，将特色农业坚持“做大、做强、做深、做细”。推动“接二连三”，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中央厨房、预制菜等新业态。同时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乡村旅游，实现“农业+”多元增值。现阶段要补齐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的冷链物流短板，降低损耗，扩大销售半径，努力延伸产业链价值链。二是培育特色工业，嵌入区域产业链。县域产业发展应注意避免“小而全”，着重追求专精特新。要聚焦细分市场，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1—2个主导产业，争取在细分领域做到区域甚至全国全球领先。按照区域发展战略要求，主动嵌入对接本区域中心城市需求，积极研究周边中心城市（如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的产业链，甘当“配套专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供应链环节。同时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积极发展有本地特色的绿色工业。充分利用本地风、光、水等清洁能源优势，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承接东部地区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转移。三是激活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数字经济。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乘势而上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培育本地电商主体，让西部特色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挖掘西部文旅潜力，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红色资源等，开发深度游、定制游、研学游等高品质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积极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建设“智慧县城”，以数字技术弥合地理鸿沟。

城乡融合维度——强化县城载体功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是做强县城，提升综合承载力。县城是县域经济的“龙头”，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国家政策导向，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县城空间布局，完善产业平台、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环境基础设施，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增强其对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能力。打造优美舒适的人居人文环境，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吸引农村人口就近城镇化，留住本地人才。二是畅通要素流动，激发乡村活力。深化农村改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一切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和人、财、物双向流动。实施“归雁工程”，引导在外务工经商人员、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等返乡创业就业，给予政策、资金、培训全方位支持。

生态保护维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是坚持生态优先，严守环保底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保与发展产业辩证统一理念，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康养度假、绿色工业等产业，将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二是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横向生态补偿，探索县域内上下游、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的补偿办法。对于森林、草原资源丰富的县域，可积极探索林业碳汇、草原碳汇项目开发，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

政策支持维度——强化精准赋能与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省级及以上政府应改变“一刀切”的政策模式，根据不同县域的主体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给予更具针对性的财政、金融、土地和产业政策，调动县域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增强营商环境“软实力”。县域政府强化主体责任，打造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有效有为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完善和深化地方综合执法改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切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创新投融资机制。在防范债务风险的前提下，建立规范有效的投融资平台，运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县域产业发展基金，支持本地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各类经营主体竞相绽放，创建活力迸发的县域经济发展生态。

西部内陆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一场艰巨而漫长的征程，其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中心—外围”的结构性矛盾中寻找突围的缝隙，通过培育内生性增长极、推动产业特色化升级、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最终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富有特色、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不仅是西部内陆县域自身的福祉所系，更是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王军伟  中共宁县县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