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不论从种植、培育、管理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作为人口大国，以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1%的人口，可谓一个奇迹。但是，在农业生产文化、行为以及结果不断发展过程中，也带来许多环境问题，在水、大气、土壤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生态污染。如何有效解决农业生态问题，使农业和环境更加和谐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农业发展的重要议题。而农业是具有公益属性的产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不应该只由农业生产者来承担，需要从农业发展和生态服务价值体系进行系统设计，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法律机制，从界定、主体、实施、资金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法律方面全面覆盖，才能形成长效、稳定的模式，有利于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长久发展。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包括生态平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外部性理论等，从法学、哲学角度分析包括公共物品理论、生态安全理论，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分析包括环境资本论、公平与效益理论等，其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正是从上述不同的理论层面逐步架构和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内涵必然反映出农业补偿机制在生态学、法学以及经济学等各层面的意义，包括补偿界限、补偿标准、补偿程序以及管理监督等要素。
      尤其是，农业生态补偿管理监督必须由相应的部门和机构进行响应，保证生态补偿体系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加高效地发挥综合治理和管理职能，也有利于更多利益方参与进来，真正做到“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修复；谁保护，谁行权”。其中的“谁”，可以包括自然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即补偿的主体、受体认定原则只依据法律层面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谁”的属性不作限定。而我国生态管理体系链被分割得较为严重，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大大降低了生态补偿的效率，笔者认为其中的本质在于对生态补偿的理解不够深刻，启动生态补偿时没有主线，不能达成共识；监督方面目前还没有建立专门的农业生态补偿监督部门，补偿整链缺乏相应的监督反馈机制，农业生态补偿的信息难以收集，造成了补偿的评估、补偿的效果、补偿的时限等都无法反馈给管理部门，造成了有些部门工作懈怠，补偿的公正公开性较差。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众多要素需要能够有效发挥其作用，才能够极大地激发农业生态补偿运行活力，这里包括理念的创新、形式的创新、管理的创新以及立法的创新等，并借鉴国外成熟先进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体系中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按照“司法约束、政府主导、市场创新”的原则，构建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体系。
      第一，完善农业生态补偿立法。任何制度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法律的强制约束，应该尽快出台农业生态补偿法，研究起草补偿法中相关的准则，通过法律一方面督促制度运行规范，另一方面也有了配套保障。
      第二，政府和市场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在农业生态补偿体系中，政府应该更好地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平台，整合优化相关管理部门、明确权责，积极响应各方利益，保障农业生态补偿的流程顺利启动、实施以及监督，同时改善目前的补偿支付体系，使农业生态补偿公开、公平、公正。积极将市场引入农业生态补偿当中，增加补偿方式的多样性，拓宽资金来源的范围，有效调动市场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农业生态补偿当中。比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湿地银行”计划，建立起多家具备专业技能和资质的“湿地银行”，造成湿地破坏的占用者只需向“湿地银行”提供资金，便以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信贷方式获得一处可供替代的湿地以弥补自己的开发占用行为对湿地造成的损失。从湿地生态补偿的效果可以看出，市场杠杆的力量对于农业生态补偿也不例外。
      第三，构建协调沟通机制。农业生态补偿行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必然是主体和受体等利益方平衡的结果，只有得到各方广泛的认可才能更有利于制度的实施，并且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提高公众关于农业生态保护的认知和农业生态补偿的法律意识，使生态补偿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且，公众参与不局限于问卷调查、宣传教育等浅层次阶段，其有着深层次或者更加实际的行动。确保公众参更加广泛的参与，有利于农业生态补偿的合理、平衡发展。
      第四，补偿体系科学量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有些环节，如补偿标准、评估手段、补偿监督等，应该建立相应的方法或指标体系，实现由定性到定量的精细化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