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为煤炭资源大省，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等挑战，亟需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增强城市辐射能力，同时以乡村振兴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形成城乡互补共进格局。山西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部署，以及国家《“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要求，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破解省内区域不平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先后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山西省2024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及《山西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方案（2025—2029年）》等文件，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围绕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社会治理、要素流动“五个融合”系统推进，旨在实现经济转型、民生改善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多维目标。因此系统梳理山西省资源型县域目前面临的城乡要素流动困境，进一步探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路径，对破解发展不平衡、推动城乡融合进程，促进山西省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向流动困境

劳动力要素流动困境。首先是资源型县域整体人才缺乏。煤炭繁荣时期，县域内城镇和乡村大量劳动力涌入资源部门从事煤炭开采、加工等工作，这些岗位大多所需劳动技能单一，不需要提高技能水平就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长期以来单一依赖煤炭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不仅导致资源型县域内整体人才储备缺乏，更产生了对其他技能人才的“挤出效应”，造成资源型县域内整体缺乏可支持各产业发展的人才储备。其次是劳动力由城到乡的流动难以实现。资源型县域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矿区和城镇，致使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严重。劳动力的流失直接弱化了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的人才基础。长期以来，导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落后，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返乡意愿，无法形成对城镇人才的吸引力。

土地要素流动困境。首先是煤炭工业对生态及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大，造成地表沉陷、地面塌陷、裂缝等问题，还可能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导致可利用土地资源减少，而且使得县域经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较多短板。其次是土地要素制度壁垒。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这种产权结构的制度性差异严重制约了土地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宅基地闲置率偏高。虽然现行政策框架下允许将闲置宅基地转化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但由于配套实施细则缺失和操作经验不足，导致城乡土地交易市场呈现分割状态。与此同时，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失衡，农民群体往往难以获得合理的增值收益份额，加之集体土地征收审批程序的繁琐性，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资本要素流动困境。一方面是资本外逃。资源型县域在面临资源衰退或经济下行时，煤炭企业投资、金融机构信贷等本地资本大规模流出，导致县域经济进一步萎缩，并形成恶性循环。处于收缩期的煤炭等资源型企业会缩减生产规模，将留存利润转移至外地高回报领域投资。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会收紧信贷。最终使资源型县域陷入产业结构单一化锁定与资本持续净流出的双重困境。另一方面是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资源型县域的金融机构往往将信贷资源集中配置于资源型企业或县城中心区域，而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明显不足。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在县域农村地区的网点覆盖率低，服务半径有限，形成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障碍。此外，资源型县域经济波动性大，农村地区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支持。这种现象不仅制约了农村地区的产业多元化发展和经济活力，还迫使部分农户转向非正规金融渠道，增加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型县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

双向流动路径

在县域内建设文旅产业集群，实现产业链延伸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需要通过具体产业的发展来实现。不同县域需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自然景观或特色产业中的独特元素，打造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旅品牌，并通过纵向深化和横向融合等方式将文旅品牌从核心元素延伸和拓展到完整产业链条，将初级资源禀赋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最终形成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还可以通过多元业态组合产生多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显著提高产业附加值。在晋中市的赏花经济中，太谷白燕村与高校合作培育160余种菊花，涵盖观赏、药用、食用功能，实现前端品种升级；通过开发菊花茶、古法菜籽油等深加工产品，突破花期限制，形成“春赏花—夏品茶—秋收制”的多季产业链，完成后端加工增值；祁县创新了“梨园观光+非遗展示+VR体验”的业态组合，产生多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显著提高产业附加值。文旅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延伸不仅能够提升县域整体文旅协作和分工水平，同时可以加快建立农村地区社会化服务网络，更好实现高素质人才、资金等优质要素的城乡流动。

土地资源整合与土地要素流通市场化。实现山西省资源型县域内土地要素流动首先要对土地资源进行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应根据土地受损类型实施差异化修复策略，例如对采矿塌陷区采用矸石回填与地形重塑技术，结合人工湿地建设恢复生态功能；对废弃矿渣场实施基质改良与植被重建，优先选择超富集植物与乡土物种组合。在此过程中应统筹实施耕地质量提升、建设空间优化、工矿废弃地治理以及特色村落改造等系统性工程，从而有效激发农村地区的人力、土地、资本等关键发展要素。特别是山西省资源型县域可利用生态修复的契机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对破坏严重、生态功能丧失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的同时，开展城郊森林公园建设，串联文物景点发展“生态+文旅”模式，将生态环境治理成果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激发要素活力。就土地市场化改革而言，首要任务是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制度，深化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切实保障农户的财产权益。同时需要构建规范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并配套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制度。通过盘活城乡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的精准性，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创新金融工具和优化政策引导。要增强资本要素在山西省资源型县域的城乡流动，应创新金融工具和优化政策引导，为资源型县域引入资金，同时重点推动信贷资源下沉、拓宽农村融资渠道。一方面可以凭借山西省资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相关政策优势，创新利用绿色金融工具，破解资源型县域融资困境，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例如创新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开发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绿色资产金融产品，盘活县域企业环境权益资产。另一方面可以搭建县域产业互联网平台，整合矿山资源数据、土地修复进度、农业经营信息等核心要素，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农村集体资产（如林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数字化确权，破解抵押物缺失难题。还可以推广“政银保”合作模式，降低农业保险保费，覆盖特色农业、规模养殖等高风险领域，提高农业和农民的抗风险能力。

（张雷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