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战略地位。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宏观经济的基础支撑，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传统发展模式下县域经济普遍存在产业层次低、创新动力弱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与治理范式，成为重塑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力量。如何有效发挥数字化的赋能作用，构建适应县域实际的创新机制体系，破解转型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是当前亟需研究的重大课题。

内在逻辑

数字技术重构县域要素配置模式。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打破传统县域经济中要素配置的时空限制与信息壁垒。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手段让县域内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了从离散分布向网络化聚合的转变，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配置效率显著提升。数字化平台打通了县域与外部市场的连接通道，使原本分散的农户、小企业能够直接对接大市场，突破了传统中间环节的层层阻隔。同时，数字技术催生了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县域通过采集，整合分析本地产业数据、消费数据与物流数据等形成了支撑精准决策的信息资产，推动要素配置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这种重构不仅提高了要素利用效率，更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发展基因，为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要素基础。

数字平台优化县域资源流动效率。数字平台作为连接供需两端的基础设施，根本性地改变了县域资源的流动路径与整合方式。电商平台突破了传统商贸流通的地理半径约束，将县域特色农产品、手工制品直接推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极大缩短了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流通链条。产业互联网平台则通过整合县域内分散的生产能力、技术服务与金融资源等形成了协同高效的产业生态网络，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共享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与供应链管理等高端资源。数字平台在促进消费回补与潜力释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县域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扁平化，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显著降低，资源错配现象得到有效纠正，流动效率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态势，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持续的增长动能。

现实困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县域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制约了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与广泛应用。尽管近年来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县域特别是偏远乡镇地区仍普遍存在5G网络信号不稳定、光纤宽带接入率低与数据中心布局缺失等问题，导致数字技术应用场景难以落地，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更为关键的是县域企业与农户普遍缺乏智能化生产设备、数字化管理系统等硬件支撑，传统生产方式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明显的设施鸿沟，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

数字化人才供给不足。县域数字化转型面临着严峻的人才供需矛盾，既缺乏掌握前沿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又缺少具备数字素养的应用型人才，人才瓶颈成为制约转型的关键因素（如图1）。一方面，县域难以吸引与留住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与数字运营专家等高端技术人才，薪酬待遇、发展空间与生活配套等方面的劣势导致人才持续外流，形成了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困局。另一方面，现有劳动力群体普遍缺乏数字技能培训，传统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认知不足，农民对电商平台与智慧农业系统等数字工具的使用能力有限，导致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困难。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县域缺乏系统化的数字人才培育机制，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需求脱节，企业内部培训体系薄弱，政府、企业与院校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人才协同培养体系。这种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使得县域即便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与设备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制约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数字治理机制不完善。县域数字治理机制的缺位与滞后成为制约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的关键瓶颈，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数字化发展需求存在明显落差。当前，县域普遍缺乏统筹数字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各部门与各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呈现碎片化、孤岛化特征，政务数据、产业数据与社会数据之间难以实现有效共享与协同利用，数据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同时，县域在推进数字化过程中面临数据泄露、隐私保护与网络安全等风险，缺乏相应的技术防护体系与应急响应机制，安全保障能力薄弱。此外，财政资金投入分散低效，金融机构对县域数字化项目的风险评估过于保守，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强。更为突出的是县域缺乏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规则与标准体系，对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审慎监管尚未形成，传统管理思维与数字化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位，导致数字经济创新活力难以充分释放，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合力尚未有效形成。

机制构建

技术赋能机制：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应用创新。要从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场景创新双向发力，形成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良性互动。在基础设施层面，应建立省级统筹、市县协同、企业参与的投资建设模式，通过政府专项债券与PPP模式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县域5G基站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与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解决偏远乡镇网络覆盖盲区与企业端“最后一公里”接入问题。在应用创新层面，应围绕县域主导产业建立数字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针对农业生产开发智能灌溉、病虫害预警与溯源管理等数字化解决方案；针对制造业推广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设备数字孪生与柔性生产系统等智能化改造方案。关键在于建立“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公共服务平台”三方联动机制，由政府搭建技术转化服务平台，组织数字技术企业与县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提供从技术咨询、方案设计到实施落地的全流程服务，降低县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门槛与试错成本，推动数字技术从可用向好用转变。

产业融合机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融合机制的核心在于打通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的路径，重塑县域产业价值链与组织形态，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如图2）。应建立“产业链+创新链+数据链”三链融合的推进框架，以县域优势产业集群为载体，构建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流通销售与售后服务全链条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形成完整的数字化产业生态。通过平台整合上下游企业资源，实现订单信息共享、生产能力协同与供应链优化配置，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数字化协作网络，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需要重点培育“平台+基地+农户”“平台+工厂+市场”等数字化产业组织模式，龙头企业负责平台运营与市场对接，基地或工厂提供标准化生产服务，农户或小微企业专注核心生产环节，形成专业化分工与网络化协作格局。同时建立产业数据采集与应用机制，在生产端部署物联网传感设备采集实时数据，在流通端追踪物流轨迹与市场反馈，在消费端分析用户偏好与需求变化，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精准生产、柔性供应，个性化服务提升县域产业的市场响应速度与价值创造能力。

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体系。要打破传统单一主体推进模式，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一是建立县域数字化发展统筹协调机制，由县级政府牵头成立数字化转型领导小组整合发改、工信、农业与科技等部门职能，制定县域数字化发展规划与实施路线图，避免各自为政与重复建设。要建立数据治理与共享机制，打通政务数据、产业数据与社会数据之间的壁垒，构建县域统一的数据资源平台，制定数据采集、存储、使用与开放的标准规范，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推动数据有序流动与价值释放。二是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措施，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建立风险补偿与贷款贴息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数字化项目融资产品，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县域数字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建设。三是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针对平台经济、数字农业与智能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制定符合县域实际的监管规则，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为创新留出空间。

数字化赋能县域经济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技术、产业与治理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构建技术赋能、产业融合与协同治理三大创新机制，能够有效破解县域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问题，释放数字技术对县域经济的倍增效应。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化复合型人才，深化多元主体协作优化数字治理环境。只有建立健全适应县域特点的数字化创新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县域支撑，推动县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常乐  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