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将现代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摆在了优先位置。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从制造业内部独立而来的关键部门，其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特性能够对制造业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和反向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也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的地域集中，并通过前后向联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链中的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是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能够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两业协同集聚将经济发展从“单轮驱动”转向“双轮驱动”，能够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驱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提升经济韧性。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显著的区位优势，研究京津冀地区两业协同集聚发展对于促进该地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现状

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下降，区域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业中心，拥有悠久的制造业发展历史和坚实的产业基础。该地区内部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制造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需求和形势。总的来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逐渐由单一产业集聚转向关联产业协调共生。分地区而言，北京市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自2006年以来持续下降。为了实现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北京市决定将部分缺乏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企业外迁到津冀两地，转而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一举措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首都“大城市病”问题，缓解首都环境压力，也让迁出的企业利用津冀两地资源优势，更加高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天津市制造业集聚水平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显著高于北京市制造业集聚水平。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天津市不断完善产业链体系，积极承接来自首都的产业转移。相较于北京市和天津市而言，河北省制造业集聚水平整体处于上升阶段。河北省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与京津优势互补，打造完整产业链。分行业来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幅较明显，其他大部分行业处于缓慢下滑状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稳步提高，但仍处于初级阶段。2023年底，京津冀三地签署《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驱动三地服务业协同集聚发展。2024年前三季度，京津冀地区GDP为79039.9亿元，其中，服务业占比约七成，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拉动作用明显，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分地区来看，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处于稳定上升阶段，且显著高于津冀两地，这主要是因为其本身在高端产业和服务业等方面更具优势，政策扶持和产业定位为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在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天津市积极参与构建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为北京大型服务业企业在天津市设立分支机构提供保障，加强产业上下游协作，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提升。而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则保持小幅上升。河北省内各地区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一些原本生产性服务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吸引了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使得区域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分行业来看，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提升较为明显。总的来说，目前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仍然不高，部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尚未形成集聚发展态势。三地应加强产业对接与合作，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提高。

两业协同集聚水平持续提升，区域协同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2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推进情况显示，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京津冀地区两业协同集聚水平不断提高，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程度进一步加深。具体而言，北京市因其在科研、创新和人才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主要表现为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带动作用。而天津市作为港口城市，在交通运输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明显上升，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明显。对比之下，河北省高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主要还是表现为传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从行业角度来看，三地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保持在较高水平。信息技术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虽有所提升，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京津冀地区仍在积极推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技术研发型服务业协同发展。未来，三地应加强产业间联系，利用自身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推动两业协同集聚发展。

面临的困境

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亟待调整。首先，京津冀三地产业基础不同，导致三地产业发展差异较大。北京市为了疏解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选择将部分工业企业转移到津冀两地。原本产业转移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津冀两地产业发展，但是由于津冀两地产业结构不优、配套产业链尚未完全构建，无法较好承接来自首都的产业转移，导致产业转移的效果不够理想，未能明显带动本地发展。其次，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导致两业协同发展效果欠佳。北京市在产业结构优化上领先于津冀两地，其在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研发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高于天津、河北两地，从而带来了京津冀整体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而天津、河北两地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制造业发展较快，在产业结构上制造业占比较高，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却相对落后，导致两业协同集聚水平不高。如何迅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两业协同集聚发展，是京津冀地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来自制造业的旺盛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然而，由于存在行政壁垒，京津冀地区两业协同集聚发展受限，减弱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导致其无法有效带动该地区制造业协同集聚。

地区间发展差异过大，两业协同集聚受阻。首先，北京市对津冀两地的虹吸效应阻碍了两业协同集聚。北京作为首都，在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和制度安排等方面都显著领先于津冀两地。并且，北京市拥有非常多的先进企业、医疗资源以及高校等科研机构，吸引了大批人才，对津冀两地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津冀两地高端人才供给不足，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其次，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尚未构建完成，阻碍了两业协同集聚发展。北京市按照政策要求将部分产业迁移至天津、河北地区，期望带动津冀两地协同发展。但是，由于京津冀交通网络目前仍未完全打通，津冀两地交通相对落后于首都，导致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影响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最后，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差距过大，使得两业协同集聚受阻。近年来，北京市在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上取得了快速发展，而津冀两地的制造业由于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多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无法适应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导致京津冀地区两业协同集聚受阻。此外，天津、河北两地在产业结构、配套设施和科研技术等方面都落后于北京，无法较好承接来自首都的高端制造业产业转移，进而阻碍了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发展进程。

可行路径

加快构建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推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尽快建成京津冀一体化交通是推动京津冀两业协同集聚的重中之重，破除交通壁垒能够增强城市互补性，推进产业转移，从而促进两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同时，交通便利性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京津冀地区生产要素和人才的流动，有助于形成更大的经济圈，推动三地协同发展。并且，交通一体化能够缓解交通压力，缩短通勤时间，分散交通流量。此外，交通一体化还能够有效利用港口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天津港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是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连接东北亚与中西亚的纽带，建成一体化交通有助于将天津港打造为京津冀的重要港口，促进京津冀海上和陆上同步发展。

完善津冀两地制度保障机制，推动产业转移落地。产业转移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完善津冀两地制度保障机制是确保来自首都的产业转移顺利落地的重要前提。从转入地来看，产业的转入会带来税收、人口和企业的增加以及就业率的上升。但从转出地来看，产业转出势必带来财政税收的减少和人口的流出，因此，产业转移顺利落地需要转出地和转入地共同配合。具体而言，北京市作为转出地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做好部分产业转出工作，推进解决“大城市病”和非首都功能疏解。而津冀两地应做好产业转移落地工作，如通过减免税收吸引企业转入、提供就业补贴吸引人口流入并留住人才等。最终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三地优势互补，推动两业协同集聚。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两业协同集聚。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集聚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三地产业结构不配套，无法形成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式发展。因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有效促进两业协同集聚。首先，北京市在推进部分制造业企业转移的同时，应注重对留下来的制造业企业进行改革，以适应本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求，实现两业协同集聚。其次，津冀两地应利用好自身资源优势，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之余，积极调整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专业化分工。既要做好本地两业协同集聚，也要积极推进与首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

（文/王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