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适应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不同特征，从城市主导转向城乡互助，逐步发展为城市统筹与城乡融合，最终城乡发展质量水平不断提升。新征程上，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县域作为我国城乡经济的纽带和载体，对城乡融合起到关键支撑作用，从县城入手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总结城乡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基本经验并把握我国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当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要素流动受阻、产业融合不畅、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研究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理路以及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索县域城乡融合的实践路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理路

历史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确立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夯实工业基础，以农村集体化、工农业价格差异化、将农业纳入计划经济体系等举措，全力支持工业化，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步伐。但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牺牲了农民利益并造成了农业农村的落后。虽然20余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取得显著成果，但计划经济的弊端不断显现，工农业的价格差异阻碍了要素流动，城乡鸿沟被扩大。为打破“短板经济”的窘境，我国城乡关系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互助发展新阶段，农村红利得以释放，城乡发展趋向协调。1984年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农村的发展进程受到阻碍，原本已缩小的城乡差距被再次扩大。面对城乡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应顺应时代趋势和国家发展要求，推动城乡关系现代化，大力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理论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解释了城乡分离的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促使工业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使农业生产者更易为城市资本剥削，且社会分工的细化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再次加剧了城乡分离，即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演进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追逐剩余价值，在城乡对立下，资产阶级诱发了城市剥削农村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扩大了城乡差距。为实现城乡融合，要着眼于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填平城乡发展鸿沟并消灭资本主义，带动农业现代化，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结合起来，促进城乡融合和生产力发展。以自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本质上不能消除城乡对立，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有力指导，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迈进。

实践逻辑：融合发展条件走向成熟。随着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县域持续涌入，城乡间要素流动更加频繁，两者的融合条件逐步成熟。一方面，我国不断完善相应体制机制，转变原本农村资源单向流向城市的模式，通过出台系列县域城乡政策来推动城市和乡村进一步融合发展，逐步建立起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变革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产生了城乡空间效应，通过推动城市与农村生产和生活网络的转变、交通运输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不断促进农村和城市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创新资源配置路径，实现生产要素在农村与城市间的高效配置。同时，数字技术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流向农村，促进了城乡公共资源的合理化分配，提升了县域内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水平。例如，在我国政策支持下，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力量。

当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下，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县域经济蓬勃发展。但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仍然面临要素流动受阻、城乡产业融合不畅、县域综合承载能力不强以及治理体系不优的问题。

一是劳动力、资金和土地要素流动受阻。为谋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农村中大量年轻人口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致使农村无法支撑起新兴产业发展。面对发展薄弱的农村，社会资金流入农村的概率大大降低。此外，当前我国的土地流转保障机制不足，非农生产人员将土地转让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意愿不足，甚至将土地资源闲置，规模经营的弱化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二是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不畅。部分县域存在片面追求城镇化建设的现象，相比于实际发展农村产业，更加注重视觉效果，县域内三次产业比重失衡，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同时，县域工业在乡村布局不足，仍集中在重点区域，农村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无法带动农业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农民的创收能力仍有待增强。三是县域综合承载能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水平与县城存在较大差距，农村设施配置明显滞后于县城，如城乡医疗和教育等资源分配不均衡，农村道路通行便利度相对较低，尚未充分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四是县域治理体系不优。由于公共资源配置与行政级别的挂钩，可支配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源整合的缺失，农村基层治理面临人才缺乏、部分基层组织队伍能力不足等，农民需求得不到更好的回应和满足。

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各地要基于自身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和市场化改革，积极打造能够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有序流动的市场环境，畅通县域城乡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一是完善人才要素在县域城乡的双向流动机制。对于乡村来说，通过培育支柱或特色产业进行自我发展，搭建创业就业孵化平台，设立人才下乡专项资金等吸引各类人才返乡或入乡创业，提升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源水平；对于城镇来说，循序渐进探索进城农民市民化机制，完善其生活保障政策，对农民就地市民化进行合理规划和引导。二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在政府的引导下，放活土地承包经营权，推动农村土地的规模化流转，让农民以地入股，积极参与市场运营，逐步探索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路径，发展壮大农村经营主体，将闲置宅基地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三是加大力度引导资金要素下沉。对涉农资金进行统筹规划，探索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以及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等途径，鼓励社会资本参投入农业农村建设。

促进产业融合化发展。产业融合是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需以守牢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基础，通过推动技术渗透、产业链下沉、产业功能互补等方式来优化县域产业布局，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一方面，技术创新作为产业融合的驱动力，其可以凭借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对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进行重塑。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下，农村需积极发展数字农业，推动智能化畜牧、信息化种植等现代农业的发展，并通过电商等数字化平台，挖掘农产品流出与消费品流入的双向流通渠道。另一方面，合理规划布局县域产业，构建各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以及创业园等平台，吸引和推动工商业下乡和农业全产业链下沉，实现产业集聚式、联动式发展。最后，要立足农村特色发展，将“土特产”文章做大做强，积极探索县域乡土资源由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的转变途径，为传统农业增值提供机会，创造空间。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培育地域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和文化产品。

强化设施资源配置。作为形成新型城乡关系的突破口，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的配置力度以及均等化水平需要稳步提升。一方面，作为联系外界的重要纽带，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刻不容缓，需健全完善农村的公路和客运骨干网络，畅通县乡村的道路联通水平，逐步提升管网向中心镇及农村的延伸水平。因地制宜推动5G网络、光纤网络等在县域的合理规划布局，借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同时，依托于数字鸿沟的缩小和技术手段的提升建立健全相关平台，对居民的基础设施需求进行动态监测，及时有效调整供给，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居民需求，补齐乡村短板，促进城乡共享设施便利。另一方面，为确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覆盖，改善欠发达县域地区公共服务发展落后的状态，加大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力度，面向社会组织、企业等机构出台服务下乡政策或建立东中西区域合作帮扶机制，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深入开展公务服务建设工作，促进东部优质服务，如教育、医疗、特殊群体等服务向中西部县域共享，实现跨区域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加快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留守儿童与老人等特殊人群关爱服务体系构建、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以及医疗资源标准化建设水平提升等，通过促进服务均等化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提升县域现代化治理水平。为解决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权益不平等问题，需最大程度保障县城常住农民或落户农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的同等权益，提升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水平。再者，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需切实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乡镇领导班子作为发挥领导力和号召力的中坚力量需选贤任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团结村民以及战斗堡垒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以法律为坚实保障，加强村民的法治宣传教育，举荐德高望重老人、创富人才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引领农村治理新风气的形成。同时探索推广积分制、清单制、“乡贤评理堂”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促使村民积极参与到治理当中去，加强村民自治，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文/杨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