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这时为“私有私营”。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第一阶段为互助组，包括临时的季节性互助组和固定的常年性互助组两种。第二阶段为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于“私有公营”，被称之为“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时还有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体系。第三阶段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转为集体所有，农民成为通过“工分”获取收入的单纯劳动者，属于“公有公营”，被称之为在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供销社成为第二国营商业。第四阶段为人民公社，一般以乡为单位，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生产大队，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生产小队，实行三级所有（公社、大队、小队）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具有“一大二公”和工农商学兵并举的特点，被称之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天堂”过渡的“桥梁”，是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超英赶美）、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一。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将由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公社过渡，由集体所有的公社向全民所有过渡，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过渡，完成这三个过渡，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解决在“大跃进”期间的“共产风”也就是“平调风”即公社平调大队的财产，大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支持发展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被称之为“社队企业”，实行“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方针和“三就地”（就地原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原则。毛泽东誉之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予以积极支持。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队企业的产供销全部在计划之外，完全靠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先导力量，也是农村民营经济发展的源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以农村为突破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农民创造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使人民公社解体土地经营成为“公有私营”的同时，原社队企业迅猛地蓬勃发展起来，被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突破“两围绕”和“三就地”的框子，以“四轮”（社办、队办、个体、私营）驱动，实行“五业”（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并举。由于人民公社解体，成立了乡政府，于1985年将社队企业易名为乡镇企业，成为农村民营经济的主导力量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被国际政要称之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武器”。

　　据农业部统计资料，2011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总产值550385亿元，比上年增长11.1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2940亿元，增长15.3%；上交税金13412亿元，增长12.1%；实现利润32426亿元，增长10.97%；完成出口交货值43734亿元，增长11.33%；从业人员1.62亿人，其中新增294万人，吸纳城镇下岗失业人员742万人；支付工资26270亿元，增长11.87%；农民从企业得到工资性收入人均2471元，增长18.45%；支农建农和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支出401亿元，增长5.56%；有123万进城的农民工返乡“第二次创业”。

　　2011年乡镇企业总数为2844万个，按所有制分，个体工商户占77.33%，其产值占总产值的21.4%；私营企业占17.4%，其产值占总产值的37.29%，其余为集体所有制为主的股份合作企业等。2011年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幅度东部地区为10.39%，中部地区为12.18%，西部地区为11.95%，东北地区为12.09%。一、二、三产业之比为1.25:74.98:23.77。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农村增加值的2/3以上，占全国增加值的1/3以上，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元，而乡镇企业交纳的税金达1.34万亿元，超过中央财政支出的30%。

　　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化道路，与国营工业发展道路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国营工业是以重工业为主发展起来的，而乡镇工业是以轻工业为主发展起来的，前者有机构成高，投资回收率低。二是在投资来源上国营工业是以国家财政投资为主，而乡镇工业是以农民投资为主。三是在职工队伍上，国营工业的职工，是城市户籍，享受国家职工的一切待遇，而乡镇工业的职工是农民，是农村户籍，不享受国家职工的待遇。四是国营工业经营盈利的上交利润，亏损的给予补贴，而乡镇工业完全是自负盈亏。五是国营工业不承担支援农业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任务，而乡镇工业利润的一部分用于以工补农、促农、建农与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事业的支出。六是国营工业在初始阶段是由外国援助发展起来的，而所需的资金（原始积累）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由农民提供的，而乡镇工业完全是靠农民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

    浙江省是个小省，而GDP的总量在广东、山东、江苏三个大省之后位居第四。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走在全国的前列。GDP的80%是靠县域的民营经济，城乡差别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给予高度评价说：浙江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省份，但今天却是数一数二的富饶大省，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贫富差别小，福利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很高，这都是因为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带来的成果。他还指出要从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界定社会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非难和困难，什么“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把乡镇企业与资本主义划了等号。特别是在制定《乡镇企业法》过程中，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是由于乡镇企业具有强大的活力，不仅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场所和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农村各项建设的强大支柱，而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促进社会稳定而举足轻重的支撑力量，使人们逐步取得共认。

　　值得指出的是在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中，有一批经济收入在亿元以上包括10亿、30亿、50亿以至100亿以上的“明星”村庄，最高的华西村高达500亿元，人均GDP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这些村庄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使本村农民富裕起来，而且还带动周围一批农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不仅在收入上赶上甚至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而且在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也赶上甚至超过城市居民水平，使城乡差别缩小甚至消失；不仅依法纳税，成为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还为地方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不仅在经济上成为当地的重要支柱，而且依托企业的利润反哺和装备农业，在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1%以下的情况下，延长农业的生产链，促进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农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都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现代农民。

　　还要指出的是，乡镇企业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使集体企业与个体企业“殊途同归”，即实行股份合作制，把股份制与合作制的优势结合起来，把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资本量化到所有者的成员的股权上，使企业的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除了工资性收入外还有股权分红的财产性收入。企业的这种产权制度的改革同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创造了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与此同时，个体与私营经济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走上合作共有的道路。这种股份合作制的生命力在于作为企业主体的农民享有知情话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民主监督权以及管理人员选择权等多项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也就是马克思讲的“联合体里的自由人”，为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这种改革在一些大城市郊区农村发展很快。江苏的昆山市为中国第一富县，土地与企业的股份合作制覆盖面超过50%，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倍。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已达1.5亿，他们已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的主力军，其中有一批经过艰苦奋斗成为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返乡“第二次创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又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事物。突出的典型是著名农民企业家鲁冠球，是浙江万象集团董事局主席，他从田野走向世界，在6个国家兴办了19家企业，其中包括收购了两个濒临破产的美国企业，受到奥巴马的接见与赞扬。他现在已从世界飞向田野，建立了“三农”公司，在浙江、河北、黑龙江多处兴办为农业服务的企业。2011年经营收入达38亿元，带动40万农民致富。他先在原籍萧山投资3000万元，实施四个100项目，即扶助100名残疾儿童、100名孤儿、100名失学儿童、100名孤寡老人。然后在浙江全省实施四个1000项目，在全国实施四个10000项目，合计44400人。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中国农民为有这样的企业家而自豪。

　　在社会争论“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有何意义？贵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原则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之路。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党的根本路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只要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30多年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验证了这一千真万确的真理。

    （作者郭书田：系农业部原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

     (文章来源：农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