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探析网-县域论坛

金融支持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探析时间：2021-04-20 发布者:四川县域经济网

郡县治，天下安。时至今日，县域经济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县域经济发展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县域综合服务能力，统筹县域城镇建设，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四川省县域所辖乡镇数量居全国之首，常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60%以上，经济贡献值占全省GDP的45%，县域是四川构建“一千多支、五区协同”的底部基础，是实现“两个跨越”的关键，县域金融是促进四川县域经济平衡和充分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助推器。同时，四川县域分布广泛、数量庞大、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突出，本文将通过对四川县域经济与金融支撑现状分析，提出当前县域经济运行、信用水平、司法环境、县域金融发展症结所在及相关建议。

一、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四川县域经济基本情况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分为单位统筹安排经济社会资源而形成的开放且具有特色的区域性经济。四川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四川省共有18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除了市辖区外有19个县级市、105个县、4个自治县，本文所提四川县域经济是这128个县级单位范围内的经济。平均面积3439平方公里，占全省幅员面积的91%；平均人口40万人，常住人口占六成以上，户籍人口占七成以上；2019年县域地区生产总值2万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43%。四川县域的GDP、人口、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民营经济增加值在全省经济格局中占有相当份额，县域经济在四川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见表1）。

表1-四川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作用

数据来源：2019年、2020年《四川统计年鉴》

四川县域经济发展仍落后。四川县域与全国县域相比，由表2、图3可见，四川县域GDP、人口占全省比重同全国县域占比虽接近，但四川县域人均GDP与全国县域先进水平差距较远。四川县域与浙江县域相比，浙江省53个县及县级市平均面积171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平均59万人，浙江53个县创造的GDP是四川128个县创造的GDPD的1.3倍，浙江县域人均GDP是四川县域人均GDP的2倍，同时2020年浙江进入全国百强县有24个，全国贫困县0个，同年四川进入全国百强县1个,全国贫困县36个，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之下差距明显（见表2、图3）。四川县域同全省平均水平相比，四川县域2019年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全省分别高1.9、2.3、0.5、0.4个百分点，县域经济整体增速虽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经济整体运行状况与全省平均水平相距甚远（见表4）。首先，财政收入占比极低，只占全省25%，意味着四川县域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高附加财源少，二、三产业还远未形成规模导致财源基础不厚实，缺乏大型的龙头骨干企业导致增长支撑面不稳定；其次，投资比重高、消费比重低，全社会固定投资额占全省5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38.4%，GDP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最后，人均水平低，人均GDP水平相当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的69.62%、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当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的97.2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的63.96%、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相当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的41.44%（见表1、图5）。

表2-县域经济比较表

表4-县域经济增速比较图

截至目前，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后，四川乡镇（街道）数量减幅32.73%。四川省县域空间布局得到优化、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得到夯实，但是四川省县域相较其他省县域地广、乡镇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密、实力弱的特征依然突出，“面宽、量大、程度深”的贫困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县域经济发展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因此，平衡和充分发展应是四川县域经济今后发展的主旋律。

（二）县域间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

四川省综合经济实力在西部省区中较强，但区域内部经济差异十分明显，显著的区域经济差异成为四川省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四川经济集中度高，成都市GDP占全省比例超36%，成都周边8个县创造的GDP占全省128个县创造总GDP的15%以上，成都“一核独大”未发生根本变化。2019年在128个县中，西昌市GDP总量最大，达到567.35亿元，是最小县得荣县（10.63亿元）的53倍；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最大县西昌（52.9亿元）是最小县壤塘县（0.23亿元）的230倍。四川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工业化发展特点及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性在空间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点，成都平原水平最高，成德绵中心城市集聚显著，成德绵GDP占全省48%，川南和川东北丘陵地区次之，其他山地高原地区发展水平较低。四川县域传统微型农业经济状态下的乡镇和建制村设置导致四川经济水平巨大的空间差异，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

（三）县域产业发展不合理

全省产业结构由数据可见，四川全省产业结构相比十年前已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明显，第二产业比重缓慢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总体持续上升的特点。虽然全省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从持续多年的“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2008年提高18.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87个百分点，四川经济已转变为由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双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但是四川产业增速已在放缓，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四川县域产业结构由数据可见，产业整体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十年间农业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化水平提升明显，由“一、三、二”结构调整为“二、三、一”。四川县域在推动“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战略部署落实下，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强县、生态强县等特色鲜明的县域。但是四川县域的产业特色县依然面临着农业大县不强、工业强县不稳、生态名县不活的问题。首先，四川农业县例如仁寿县、三台县等传统农业比重大，主导产业不强，还未实现农业产业化，向农业强省跨越之路任重道远；其次，四川工业县例如广汉市、江油市等，产业价值低端，核心优势不突出；县域第二产业增速明显慢于全省平均水平，标志着工业转型升级较慢，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比高，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最后，生态县例如峨眉山市、九寨沟县等生态虽然有着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旅游开发不合理、广度和深度不够，第三产业发展潜能释放不充分，生态承载能力弱，同时资源过度向非传统优势产业集中也使得资源配置有效性降低（见表6）。

表6-四川县域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2010年、2020年《四川统计年鉴》

二、四川县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现状

（一）四川县域金融发展现状

四川县域金融发展迅速。至2019年末，四川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229家，金融机构数量稳居中西部第一，金融业总资产达到11.22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达14148家。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总资产占比约38%，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共有174家，其中四川农信机构数占比56.89%；四川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9708个，在全省占比达68.61%，四川农信（不包括成都农商银行）在县域的网点在全省县域银行业机构网点数量34.73%。四川县域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实体经济的金融可获得性不断提升。

金融密度未达到最优。盛林（2011）以金融密度 (银行类金融机构网点数 ) 为切入点, 分析了县域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结果表明金融密度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 理论上最有效的网点密度数是 2.2个/万人。而经统计，四川省县域的网点密度为1.93个/万人，未接近最有效的网点密度，而中西部省份中的陕西省82个县级单位，县域法人金融机构141家，陕西县域银行业机构网点数量3611（陕西农信占67.15%），网点密度为0.97个/万人。而县域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县域网点密度为 4.37个/万人、广东为3.96个/万人，东部区域的县域金融机构布局又存在过分集聚、过度竞争的现象。四川虽同西北省份相比县域金融发展较好，但同江苏和广东相较县域金融密度低的多。整体而言，四川县域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数量和服务完善程度不够（见图7）。

金融贡献率有待提升。本文用贷款贡献率来测度金融服务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指标，因县域以间接金融为主，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比率越大，企业越容易从外部取得融资，说明金融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越强。四川县域金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面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8.2%，浙江县域金融贡献率为126.15%，相较之下，四川县域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较低（见图8）。

县域金融交易成本较高。县域金融的服务主体为县域小企业和农户。农户地域广且高度分散，同时加上县域征信系统不完善，金融机构收集、甄别、宣传信息所产生的经营管理成本较高，小微企业在信贷需求方面也具有额度小而分散、时效性强、借贷资金的生产性与生活性用途不分、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导致了县域金融的交易成本、筹资成本等都相对较高。笔者抽取四川2个地区县域地方金融机构及当地市城区金融机构的2020年数据进行比较，从涉农贷款利率、付息率及存款所耗费的管理费这3个指标来看，县域金融机构的平均融资成本及交易成本明显高于城市金融机构（见表9）。较高的显性成本会推高了金融服务的价格诉求，导致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忽略农户及县域小微企业的需求，形成金融市场的排斥效应，影响了县域用户金融服务的易得性。

表9 交易成本对比表

（二）四川县域金融支持实体现状

县域金融需求端，需求不断扩大与信贷满足率仍低的偏差。县域金融需求伴随着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支农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四川县域现代农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县域金融需求呈现不断增长且多元化的趋势。“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调查”课题组（2019）调研了包括四川在内的6个省的县域，研究指出农户信贷需求旺盛，31.39%的样本农户存在正规信贷需求，但仅有18.38%的农户通过申请获得银行贷款，有信贷需求的县域农户信贷满足率不足58% 。信贷满足率低一方面表现为农户有信贷需求但未向银行申请信贷（占总样本数11.16%），另一方面表现为部分农户贷款申请被拒绝或贷款获批但是额度不足（占总样本数2.69%）。合约条件限制（如需要抵押担保）、隐形交易成本高（贷款程序复杂和时间长）、担心贷款潜在风险等都是农户有信贷需求但对银行贷款望而生畏的主要原因，而隐形交易成本在未获贷的原因中占比高达40% ，其次是金融机构抵押担保要求太高比重占22%（见图10）。

图10-农户未获贷因素图

县域金融供给端，普惠金融力度加大同“大存差”整体格局未改变的矛盾。全省在 2020年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5%，户数同比增长13.5%；小微企业信用类贷款明显提速，余额同比增长17.0%，较上年同期加快18.9个百分点；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5%，较上年同期加快6.7个百分点，小微和涉农贷款投放的快速增长较好支持了乡村振兴以及全省的县域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速但现状依然不容乐观。第一，四川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低于全国。2019年、2020年四川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比全国增速分别低3.3、2.5个百分点。第二，县域存贷款总额占比低。2018年四川县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0213.99亿元，仅占全省39.03%；县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1661.33亿元，仅占全省21.05%（注：四川统计年鉴中县域的2019年存贷款数据尚未更新）。第三，四川县域存差大、存贷比低，资金外流严重。四川县域存贷比47.96% ，远低于浙江县域存贷比及全国县域存贷比平均水平（见图11）。第四，四川县域存贷比平均偏离度高。四川128个县存贷比低于70%有114个占比89.06%，存贷比低于50%有73个占比57.03%，存贷比的平均偏离度有30.27%。从数据可以得出，首先，四川县域金融发展滞后，县域信贷投放量与县域经济在全省的地位不对称；其次，四川县域存贷比远低于全国，说明县域存储流向城市，资金要素净流出的数量有增无减；最后，平均偏离度较高表明存贷比区域差异大，意味着四川县域金融发展的不均衡，经济较发达县域融资需求高还贷能力强，而欠发达县域对负债无节制的吸收但未得到高效的利用，直接损害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容易出现经济发展低水平锁定状态，让地区之间不协调发展矛盾更加突出。四川县域金融的供求失衡抑制了全省经济稳定、高速、高质量的增长。

数据来源： 2019年《四川统计年鉴》、2019年《浙江统计年鉴》

（三）农信机构为当地县域最重要的金融力量

从县域金融市场供给情况来看，农信机构保持了“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地位，始终坚定支农支小战略定位。截至目前，四川农信（不包括成都农商）涉农贷款达到5219亿元，占总贷款66%，占全省银行机构涉农贷款的30.7%；信贷支持“三农”客户668万户，占全省银行机构的36%，建立 3.7万个乡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占全省银行机构的50%以上。四川农信在支持当地县域小微企业方面，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16亿元占全省银行机构的20.68%，支持各类小微企业客户56万户全省银行机构的54%。在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四川农信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1286亿元，扶贫小额贷款余额276亿元，占全省银行机构的87% 。

三、影响县域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的症结

县域金融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目前四川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整体不足，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运行、县域金融发展、县域信用水平、县域司法环境、四个方面。

（一）县域经济运行质量不高，弱化金融对县域经济支撑的提升动力

第一,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制约金融发展空间。从县域投资及消费情况来看，2019年四川县域全社会固定投资有18040.5亿元，增速10.56%，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8190.5亿元，增速10.85%，县域GDP增速8.66%却低于全省增速1.9个百分点，意味着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效不足。从四川县域工业化水平来看，县域工业化程度远低于中心城市（见表12）；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四川县域城镇化率仅为43.6%，城镇化较低意味着县域内需不足；城镇化总体水平、工业化水平偏低及投资与需求拉动不足都制约县域金融发展空间。第二，县域经济先天弱势难以形成信贷吸附力。县域缺乏核心产业和优质企业，龙头企业辐射作用不明显，未延伸高效产业链；经济体以农业与小微企业为主，农业具有回报期长、回报率低、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特点，县域的小微企业技术含量低、经营管理水平低、产权不明晰、抵押担保力不足的特点，两者特点都限制了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也使得县域金融有着更高的内在风险。第三，县域经济市场活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县域重经济规模轻产业规划轻机制创新，县域往往处于创新链条的末端，创新驱动力和经济市场活力不足，如此经济环境下金融市场竞争程度也较低,创新氛围不浓, 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四川县域经济发展自身的缺陷难以为县域金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表12-四川县域工业化阶段

（二）县域金融机构自身制约，削弱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第一，县域金融市场不发达。县域投融资结构单一,间接融资占有绝对高的比例，又加上县域中小企业自有资本金严重不足,资金来源大量依靠银行贷款,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大量需求。四川县域存贷比是47.96%，存贷差大、存贷比低，资金利用率低，信贷资金外流严重，致使农户、个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满足率低,在较大程度上延缓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县域金融服务体系较为薄弱。部分大行在县域的经营机构将信贷资金投向重点放在龙头企业和明星企业上，导致一般小微企业和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较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是服务地方经济的主要力量，与大行相较存在规模小、资金实力有限、金融信息获取能力低、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业务发展受制于当地的“自然禀赋”，服务对象以“三农”及地方小微企业为主，面对小微企业扩张需求强烈、企业财务制度落后、财务报表数据失真、企业法人素质参差不齐等现状，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在确保自身的资金安全、有效风险防控方面压力巨大。第三，研发及科技投入不及大行。依托大数据分析的信贷产品及基于大数据的信贷评级授信开发需要的高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实力无法实现。县域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脱节产品，风险识别能力低，过度依赖企业的抵押担保能力，同时科技整合能力不足，信息呈现碎片化特征，在客户评级授信及制定营销政策时对信息资源未充分利用，导致服务和产品不能适应民营小微企业及农户的特点和需求。第四，激励机制不健全。县域金融机构由于考虑风险，硬性考核机制和“懒贷”共振抑制了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银行服务创新主要集中在结算和服务效率上，业务下沉和贷款投向更倾向于具有抵押品的优质小微企业。第五，贷款抵押范围窄。抵押、担保贷款仍是主要形式，订单、应收账款、专利权等质押贷款开办少，贷款抵押范围小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第六，县域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弱。县域金融机构往往存在片面追求业绩但风险管理能力弱，对借款人资信情况、贷款的实际用途以及还款能力及担保能力等审查把关不严，银行对信贷人员管理不到位，基层“人情贷款”“关系贷款”多,缺乏规范化、制度化、严格化管理等问题，导致不良案件增加最终只好通过诉讼催讨贷款。第七资本补充能力不足。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对投资者吸引力不足，主要依靠历年盈利补充资本金。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突发疫情影响，因抗风险能力不高，风险处置能力低，信贷资产质量下降，资本消耗增加，由此资本得不到有效补充，支持地方经济能力下降。

（三）县域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

县域信用经济与县域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结合，是县域金融服务深入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县域“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当前四川县域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农户、贫困户、小微企业信息分散，采集难度大,对信用体系建设认识不清，融资难也影响了其参与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信用体系的建设，阻碍了普惠金融及金融扶贫的顺利开展。四川县域目前未建立统一、规范、公正、高效的信用管理体系，税务、工商、公安、法院、银行等多个部门所使用的信用信息分散且封闭运行，信息技术不统一，缺乏部门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来克服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给人行征信管理部门信息比对工作造成困难。县域失信惩治不力，普遍缺乏违约失信惩戒机制导致城乡居民、农户、小微企业法人信用意识普遍薄弱，表现在企业信贷违约集聚、信用卡恶意透支，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时有发生，金融债权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形成金融风险，最终一定程度上制约地方经济发展。

服务中介缺失也是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的关键。目前县域中小微企业70%左右的资产为应收账款和存货，但商业银行贷款70%左右要求提供不动产担保物，目前四川政府性融资担保在县域覆盖面又严重不足，担保公司建立起后担保业务办理少、融资担保放大倍数低，财政资金撬动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杠杆作用未有效发挥，加大了融资交易成本及信贷风险造成了“融资难、融资贵的”窘境。县域融资担保机制建立缓慢、担保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症结主要是：第一，融资担保机构未下沉一线。现四川担保机构集中在城市，全省295家担保机构地址设立在县域的只占28% ，未辐射深入到四川县域，担保的放大效应未得到很好地发挥。第二，担保机构担保能力风控能力不足。部分市县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注册资本不足1亿元，风险防控机制形同虚设，监事（会）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风控能力弱，融资担保机构获取客户能力、风险识别能力严重欠缺。第三，代偿压力大。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如《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逐步将支小支农担保业务占比提高到80%以上，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后因其担保风险相对较高、代偿压力大、盈利小、流动性丧失容易制约融资担保机构发挥作用。第四，银担合作不畅。目前小微企业贷款中银担合作业务增速小、占比低，银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降低了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四）县域司法环境不成熟

司法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金融债权的执行工作是金融机构胜诉权益兑现的最后屏障，化解不良贷款的重要途径，可谓是“防线中的防线”。2019年全国银行业464294件合同纠纷案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高达93.77%，基层法院审理占比高达98.99%，一审银行胜诉率98.14%，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败诉率最高是担保类纠纷，败诉率11.63%占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71.27%。从四川县域某法院披露的金融借款合同执行案件统计分析数据为例，2018年至2020年9月执结率分别为18.39%、34.21%、28%，到位标的占执行标的比例分别为2.4%、4.11%、7.6%，该地区金融借款案件执结率和到位标的占比都呈低压态势，金融类案件情况日趋复杂，难度与日俱增（见表13）。结合全国金融纠纷案件情况和四川县域案例来看，近年来金融系统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金融借款合同案件逐年增长，执行标的额逐步增大，虽然银行胜诉率很高但是实际执行到位率确很低，县域涉企金融债权执行难问题突出，既有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在案资产处置不能、资产处置启动成本高等客观方面的原因造成“执行难”的现状。

表13-四川某法院金融借款合同案件执行情况

数据来源：四川省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信息网

县域“执行难”突出的症结有。第一，缺乏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有效机制。政府、法院及中小金融机构之间未建立好金融纠纷诉调衔接和执行联动机制，无法做到精准发力，影响案件执行与处置效率。第二，县域司法执法效率不高。目前县级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有独立性不够、执法效率不高的问题，县域金融债权司法方面处置送达难、诉讼周期长、成本高、执行难等问题更加突出，这是基层法院执行工作中较为突出的难点，也影响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处置效率，影响县域金融机构的核心监管指标及业务发展。第三，被执行人及担保人主客观上的因素。金融借款案件中被执行人为企业的占70%以上，客观因素有小微企业由于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大抗风险能力差，借款人、担保人清偿能力欠缺，且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等规避执行行为现象增多。主观因素有借款人及担保人法律意识淡薄，受欺诈、利益、人情等因素影响，担保人不清楚担保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面对不利的法院裁判结果，消极对抗情绪较大，这也是担保类案件败诉率最高、执行压力非常大的原因之一。

四、提升县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解决县域金融供求失衡，提升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 需要这从两个主要方面推进: 一是优化县域生态环境;二是提升县域金融机构服务力。

(一）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

县域金融不是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其运行需要良好的信用环境、法制环境、行政环境等外部条件，因此，构建合理且高效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解决县域发展困境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第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切实解决县域存差大、信贷结构不合理、支持实体成效不明显的问题。出台金融倾斜支持政策，如信贷投放补助政策、机构网点补贴、财税奖补政策等；健全激励制度，建立政府性资金竞争存放考核分配机制，同时政府部门存放资金与贷款挂钩，充分发挥政府性资金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导向和杠杆作用，引导和撬动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提高政府性资金使用效益；建立金融机构考核机制，对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情况进行阶段性考核通报，跟踪落地情况，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另一方面，整合政策多方联动整合各部委有关中小企业的担保奖励、财政贴息、专项资金扶持、企业评优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建立起多部门共同参与的中小企业融资培育机制。建立政银企合作平台，县政府每年定期组织政银企协作洽谈会，建立长效机制，增强银政和银企合作实效，全面推动县域产业集聚、效益提升，同时促使金融机构不断完善服务，支持辖内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第二，发挥金融监管的职能。一方面，组建“县乡村”三级金融体系。由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办牵头，组织银行、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在县里成立金融服务中心，乡镇成立金融服务部，村里设立金融服务站，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体系，实现县域金融全覆盖。发挥金融监管职能，以监管考核评价为引领，充分调动县域金融服务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县乡村金融体系中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提升信贷业务审批速度及金融结算业务的效率，同时广泛普及金融知识，切实实现金融入户的目标。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责，围绕防范风险、聚焦主业、扩大规模、降低费率这个主线，以监管促发展，切实发挥监管指导作用。完善金融稳定风险监测机制，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不断提高区域的金融稳定。对银行机构，指导其回归本源，增加县域存贷比，提升资金的有效投放，对市场定位于“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农村商业银行，应提供力所能及的政策支持，帮助其改善经营状况，增强支持实体经济能力和普惠金融服务功能。对担保类机构，加大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代偿履约情况的检查力度，加大对支小支农业务规模及占比、担保费率、放大倍数等指标的收集与分析力度，提升融资担保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对恶意逃废债务企业，结合行政、金融手段进行打击整治，以取得高压和震慑效果。

第三，加强县域信用环境建设。县域的信用文化环境建设主要从政府信用建设、金融机构信用治理、企业信用治理、对社会大众信用教育引导这四个方面着手，以点带面推动县域整个信用市场的完善。首先，信用建设建议以政府为主导。县域应建立联合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和失信惩罚机制的系统工程，从法律保障、舆论环境、社会诚信信息系统建设等多个方面开展，最终形成一个能促进县域经济安全运行、全面发展的信用环境。政府信用部门牵头联合行政、司法、民生保障、金融等多部门，有效整合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投诉举报信息和互联网及第三方相关信息，建立信用信息评价统一机制。四川县域在信用环境建设方面可以借鉴江苏省昆山市，江苏省昆山市通过与省市信用办金融信用数据交换，建立独立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同时建设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信用应用到金融领域，通过加强与县域金融机构的合作，降低融资风险和企业融资成本，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施普惠金融。政府强化社会经济信用的法治基础，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县级政府健全信用服务监管系统，完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以相关司法裁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处理结果为依据，按程序将涉及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违法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相关部门加强执行力度，督促失信市场主体限期整改，消除不良影响。其次，金融机构信用治理需加快构筑金融诚信建设。金融机构需进一步完善县域信用基础设施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从产品诚信、服务诚信、管理诚信三个方面完善金融诚信体系。再次，企业信用治理需加强自身建设。企业在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基础上执行信息披露，加强企业债务管理，明细企业产权，健全企业信用评估体系。最后，社会大众信用教育引导需加大诚信宣传教育力度。通过诚信宣传教育来增强社会信用意识，形成“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氛围。定期向社会公布一批关于善意执行促双赢、规避执行严惩处的企业金融借款案件执行典型案例，为促进金融市场运营提供规范引领与价值导向。积极营造遵纪守法的金融交易氛围；开展经营者诚信教育，通过定期深入走访企业和开展金融执行法治讲座等形式，适时开展标准化、规范化、便捷化的法律知识和信用知识教育，提高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意识，增强企业法治思维，帮助企业提升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四，优化金融司法环境。强化司法公正，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开通金融纠纷案件审执“绿色通道”，优先接待、优先立案、集中审理、快速裁判，充分考虑金融纠纷案件金额大、社会危害大的特殊情况，提高相关案件的立案率、结案率和执行率，快速帮助县域中小金融机构实现债权。加大金融案件执法力度，抓点带面，实施执行案件与审判案件流程相配套的动态监控，抓住反面典型，坚决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提高金融债权回收率。高效发挥执行联动机制，政府协调涉农中小金融机构与公检法的联动和协作，定期召开维护金融秩序联席会议，联手加大对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的打击制裁力度。对银行开展的清收不良专项活动，司法部门做坚强法制服务后盾。

第五，改善中介服务环境。完善县域融资担保体系，重点对财政资金紧张、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相对薄弱的县域加大支持力度，放宽或取消代偿率上限要求，适当降低再担保费，建立代偿补偿机制和支持支农支小的奖补机制，实现融资担保机构的可持续经营，引导其聚焦支小支农，服务小微企业。提高县域担保体系覆盖水平，政府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及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建立出资入股与无偿捐资相结合的多元化融资担保机构资金补充机制，统筹推进融资担保机构下沉一线，同时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可持续经营和抗风险能力。推动银担合作，支持银行在担保授信准入、免收保证金、担保放大倍数、利率水平、续贷条件及放宽代偿期限等方面提供更多优惠。鼓励小微企业成立互助担保组织，企业之间以“自愿互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可相互提供担保，产业链上大企业为其中下游企业提供担保，大力营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良好融资环境。

（二）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力

第一，聚焦县域产业集群。县域金融机构应切实把握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有利时机，针对当地县域的特色产业和资源禀赋形成的产业集群，金融机构深入调查分析，对产业集群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整体授信，积极探索适应产业集群企业特点的融资模式及担保方式，切实制定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与扶持方案。强化金融科技能力的运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发展供应链金融，有效降低业务风险成本，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第二，丰富金融产品。产品创新上既要因地制宜又要迎合政策。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金融机构应精准对接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需求，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金融产品，探索发展农业产业化信贷模式，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辐射拉动作用。产品创新应以涉农和小微企业主体的需求为导向，合理增加信用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属信贷产品和中长期信贷产品的研发。产品创新应拓宽抵质押范围，开发订单贷款、存货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符合民营小微企业需求的信贷产品，逐步摆脱对抵押担保贷款业务的依赖，提升县域信贷资金发放的有效性，提高信贷政策执行力和政策落实效果。

第三，创新涉农金融服务。大力拓展收费类和服务类中间业务，积极开展农村金融咨询、代理保险销售和涉农理财业务。完善金融机构支付清算系统建设，开发并推广适合乡镇实际的支付结算服务品种，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延伸金融支付清算网络在农村地区的辐射范围。扩大县域金融覆盖面，推动线上线下服务联动。推动网点下沉与发展，扩大网点覆盖面，推进网点经营转型，提高网点的服务支撑能力。对于网点空白的乡镇,应推动金融服务站建设，让农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银行业务。分层次开展普惠金融“触网”活动。在县城网点，引导居民开办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提升客户体验；在乡镇村网点，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平台作用如四川农信蜀信e平台，帮助乡镇商户应用商品展示、采购、支付、财务管理等功能。

第四，健全信贷制度管理。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严格企业贷款审批，组建专业评估人员现场查验企业生产经营、账户往来、库存、财务数据等资料原件，充分客观评估借款企业的债务清偿能力，对房地产、机器设备等抵押物，增强变现价值预判，减少债权清偿风险。在平衡信贷资源配置上，优化调整县域营业网点贷款办理权限，对有条件的农村网点增设办理贷款服务。加强信贷风险治理，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风险排查机制，切实强化信贷业务风险防控。

第五，完善考核机制。县域支行及网点在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区域特色、客户基础和绩效考评制度上等方面区别于主城区支行，在对县域金融业务经济效益的考核的同时也重点考核业务的社会效益，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和考核激励等方面向县域倾斜，实现县域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

第六，多渠道提升县域金融机构资本实力。深化改革，增强县域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多渠道提高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资本补充能力，逐步落实股东和股金真实性。一方面以财政资金或地方国有企业资金入股，为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注入新的力量，同时加大财政性资金的帮扶与存款资金的支持，切实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加大风险资产处置，增强发展和竞争的实力。

第七、四川农信应进一步强化省联社服务职能。省联社应着眼于强化服务职能，发挥平台整合优势，发挥集中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加大科技开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将其打造成为服务县域行社的坚强后盾，为行社提升服务能力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服务支撑，让省联社成为行社的经营指导和服务协调中心。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华社,2021-03-04.

【2】戴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再认识》[N]-当代县域经济，2018-10-09.

【3】四川统计局综合处，《2020年四川经济形势新闻发布稿》[EB]-四川统计局，2021-01-21.

【4】四川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四川统计年鉴201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5】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201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6】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7】徐晓风,《我国县域人口超8亿小镇居民月均网购5.8次》，[J]- 扬子晚报,2019-09-19.

【8】中国金融年鉴杂志社，《中国金融年鉴2019》[M]- 中国金融年鉴杂志社,2020.

【9】石盛林，《县域金融密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垄断竞争的解释》[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4）；39-44

【10】王赫，《我省县域各类银行网点达3611个》[ N].西安晚报，201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