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池茵

    笔者于2013年—2016年期间，在川、滇的大小凉山地区作了为期16个月的多点田野调查。大小凉山位于四川南部与云南北部的交界处，境内多为高原丘陵山地，是凉山彝族（自称“诺苏”）的主要聚居地。凉山彝族大多居住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山谷地带，传统生计为旱地农业与畜牧结合。
       我初次到凉山是在冬天，所见尽是高山深壑、层林孤村。村落附近的半坡上斜挂着一块块人工开垦的黄土地，这些土地在开春后会种上当地主要粮食作物苦荞。当地人称苦荞为荞子，彝语为“额”。苦荞抗寒、耐旱、耐贫瘠，是能够适应当地高寒山区环境为数不多的粮食作物，它与清代传入的马铃薯和玉米共同构成了今天凉山彝族地区的三大作物。在高山区，苦荞与马铃薯、燕麦轮作；在中山区，苦荞则与马铃薯、玉米轮作。
      拉莫村处于山间的一个平坝，海拔2600多米，全村耕地总面积4016亩，总人口706人，213户。当地主要作物是马铃薯和苦荞轮作，由于海拔较高，玉米的产出低，只是少量种植，此外种些燕麦、圆根（芜菁）、绿肥，以及杂豆、蔬菜。
      经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尔洛一家。夫妇俩年近五十，丈夫尔洛四川话说得流利，但妻子阿依嫫却没法用汉话与我沟通，她经常对我笑着比画，努力组织些词句，我也尽力回应些零碎的彝语。他们早年已与双亲分家而居，但保持着赡养的义务，两个女儿均已出嫁；大儿子和媳妇常年在东莞打工，只在11月彝族年的时候回来，将3岁的小孙子留在家中；小儿子在县城上高中，学费和生活费由大儿子支持。家里17亩地，养了3头猪、2头黄牛、1匹马（主要运输工具）。家庭的现金收入主要靠出售庄稼和猪，尔洛农闲时会在附近做点小工。初次到尔洛家时，阿依嫫把我迎进他们的主屋。屋内两边堆放了用编织袋装起的粮食，中间火塘烧着火，主客围着火塘就地坐在羊毛毡子上，屋里有几张矮凳子，尔洛说是扶贫项目“板凳工程”所发。因为我是远方来的客人，又第一次到访，他们杀了只鸡招待我。宰杀牲畜通常只在节庆、仪式和来客人的时候进行，村民平日以米饭、洋芋、荞粑粑为主粮，配几片腊肉和酸菜汤。然而，很多时候也没有配菜，只简单用盐巴和干辣椒粉混合成调料佐餐。
      当地粮食只种一季，洋芋在3月种完，接着4月种苦荞。下种那天，天未亮阿依嫫就起来先把犁架子和种子做了“尔察苏”仪式，希望庄稼能获得丰收，不遭雪弹子（冰雹）、不受虫害。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眼看荞子要收获时，不期而至的一场冰雹把大部分的荞粒打落掉地，或一场大风让庄稼倒伏。他们与一个亲戚家互相帮工。单个家庭耕种效率不高，尤其难以应付抢收抢种时节赶工的需要。地里，尔洛在前面扶犁吆牛，其他3人依序跟在后面往犁沟里放种子、洒磷肥和农家肥，等尔洛犁第二道沟的时候，翻过来的土就把前面沟里的种子覆盖上。这几年一些家庭开始使用微耕机，效率要高些，但很多村民认为家里耕地不多，又有季节性休耕，投资了农机却利用率不高。同时人力的节省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限制现金的支出。买微耕机需要一次性拿出6000元，这对当地大部分家庭来说是难以办到的，并且使用微耕机需要花钱买燃料，而牛“反正要养着，家里有老人，去世时要杀牛”。
    休息的时候，尔洛坐在地边叹气，“办庄稼只能解决吃饱问题，然后卖一点出去得明年的肥料钱，没得干头，不如打工”。我便和他一起算了算种植苦荞的投入与收益（见表1、表2）。
    （★备注：此处添加按原图重新制作的表格——原图另发）
      由表2可以看到，苦荞这种“原生态、绿色”作物的种植收益是负收益237元，种植者的收入甚至得不到起码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补偿。尔洛抱怨的“办庄稼不如去打工”，形象地说出这样一个事实。
      每年火把节前后，拉莫村的山坡田野上便开始呈现黄澄澄的丰收景象。一到8月，地里热火朝天，割荞、打荞、挖洋芋。苦荞在8月头开始陆续收割，到8月尾便收完。等到荞子脱粒晒干，商贩便开了小货车过来收购。这几年过来的都是同一个人，他来之前已经打电话跟村里的熟人伍合联系好，让伍合通知村民具体的日期以及收购价格。2015年的价格是2.8元／公斤，比2014年（3.5元／公斤）跌太多。
      我问尔洛这么低价卖不卖，他说，“没办法，你跟他讨价还价的话，他不理你，如果自己拿去县城卖要运费，价格也差不多”，“急着用钱的家庭就会立刻卖了，娃儿要开学了，要用钱。松动一点的家庭可以放一放，等缺钱的时候再卖”。商贩跟村民买的价格是每公斤2.8元，转手卖到苦荞厂或粮站去是3.2元—3.4元，每公斤赚取0.4元—0.6元。尔洛猜测伍合作为中间人应该会从商贩那里得到0.2元／公斤的中间费，其他村也同样存在伍合这样的中间人。
      对于企业来说，中间商贩的存在是吸纳原料的有效力量，他们深入到各村落，将分散的苦荞原料集中起来输送到工厂里，变成资本积累的基础。企业对苦荞产业的支配力量在掌控苦荞的加工环节后便形成。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农户只能是单纯的原料提供者，被排除在分享市场利润之外。当企业的苦荞产品在市场上以高级保健品的昂贵价格出售，农户的原料却只能与低廉的粮食作物价格看齐。2013年，我到昆明和西昌等地进行市场调查。在苦荞茶专卖店里，一盒高档的450克苦荞茶标价近千元，中低档的也要近百元至数百元。有的企业门店在旅游旺季的月利润高达10万元。随着行业竞争加大，苦荞产品价格相应开始下行，并且这两年高档礼品销售受挫，但2015年苦荞的大众产品450克售价仍是数十到数百元。
      尔洛有时感到挫败，同时他又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自己努力干活也赚不到钱。外面热销的苦荞茶似乎与村民的生活毫无关系，即使原料是他们供应的，文化资源亦是他们所创造和实践的。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尔洛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不仅在流通领域受到工商企业、中间商贩的利益挤压、市场结构的限制（陷于增产与过剩的循环），同时其本身的生产组织方式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供借鉴的生产实践经验是，在土地的统筹利用、经济组织成员的分工协作基础上，开展多样化、综合性的农业经营，包括利用地方资源发展村集体小工业，并通过公共积累提供社会保障，以此让劳动者成为发展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