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面对面                                           

 核心提示 ：

“大包干”曾为农村经济带来了相当长一个阶段的勃兴，对引领中国农民跨越“温饱线”作出了历史性功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而封闭的小农经济逐渐表现出明显不适，并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个结点。如何解开这个“结”，成为自上而下都在思考的课题。

      农村合作社——这个在我省个别地方悄然出现的新兴的村民自治组织，毋庸置疑，其在组织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参与市场竞争，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如何把合作社植于现实的土壤中并顺利成长，也是一个不得不深加考量的问题。

本报派特记者 静冬 发自北京
    5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一间普通甚至有些狭小的办公室，该校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教授，接待了好几拨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和一些慕名而来的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后，记者贸然敲开了房门。
    “这是我的工作常态，来之前最好预约一下，这样大家都可以提高效率”，带着学者特有的率性和坦诚，没有任何寒暄，温铁军让记者“直奔主题”。这就是我国“三农”研究领域顶尖级专家，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愿意说自己是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
     有着无数次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穿行在乡间小路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温铁军纵论“三农”问题的深厚底蕴和自信。与此同时，民间也有了个亲切而又土得掉渣儿的称谓——“温三农”。
      既内蕴着理性的诉求，又有着实践和经验的支撑。于是，与温铁军的谈话，因合作社这个新生的“老”事物而生发的喜怒哀乐，也就杂糅其中。
     当记者提到他曾亲自考察过并派学生长期驻村调研的，我省枣强县芍药村的新兴合作社时，坐在对面的“温三农”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1 ， 劳动的积极性需要激发
    记者：我去过芍药村两次，第一次是村里实施合作社之前，当两年后我再到这个村时，有些不敢相信，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个村的变化。村民的劳动热情高涨，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村庄的整体形象焕然一新。这种神奇变化的推动力或者说根源在哪里？
     温铁军(以下简称温)：道理很简单，肯定是劳动的回报多啦！
     你想啊,种地的利润越来越少，谁还去种地？从恢复大包干后，分户经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效率的，但是村东头的不认识村西头的，像一盘散沙，很难实现规模化生产。以前30亩地一头牛就可以解决了，可包干到6家后就需要养6头牛，成本增加了，逐渐让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挫伤。这就和包饺子的道理一样，1个人的饺子也是包，5个人的饺子也是包，而费的功夫可远不是简单的5倍问题。
     记者：农村合作社是不是可以说让农民尝到了新甜头？
     温：芍药村就是一个不错的实践！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可以在各个环节减少生产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买种子或农药是零售价，现在是批发价了，这就是规模化生产的优势。此外，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都大大提高了。农民能实实在在感觉到在各个环节的收益，回报多了自然积极性也就高了。劳动的积极性是需要激发的
 
 
 

 记者：看来，农民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下，通过一定的自助组织，民的收入，这是缓解“三农”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效途径之一。
        温：当前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只是因为农村缺乏科学技术和资金，还缺乏承载科技和资金的农民自助组织，包括低成本运行的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社会性组织。我认为，抓农村经济就要抓农民合作社。
      目前，一家一户耕作的方式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农民没有销售能力，没有谈判的地位。一盘散沙的情况下，农村形不成可以维护的契约，合同难以得到正常履行。成立农民合作组织，有了载体，可以形成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因此“公司+农户”的营销结构，应当变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结构。

        2， 农民有了较强的发言权     记者：合作社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是合作制、公司制，还是什么制？
  温：我比较倾向于积极评价，就是动员农民土地入股，建立财产关系，也许会有效形成某种对不良生产方法的抑制，这是有可能的。
 记者：对合作社本身的监督机制呢？
 温：都知道小农经济是一个不能监督的生产，让它集中起来，要首先注意这个做法是否符合农业生产规律，或者生产的自然现状和它的经营现状合一。什么是相对而言比较有效的措施，什么样的资本投资结构决定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怎样决定的，怎么形成资本结构？这些都是发展合作社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记者：有了合作社对基层政府而言，有什么新的改变？
       温：起码基层政府的一些行政乱作为到了合作社这里，是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随意了。比如，有了合作社后，过去村里的土地征用、压低农产品价格方面的问题，农民有了较强的发言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记者：以前，村里人都愿意出去打工，没人愿意种地。这几年，农业税免收后农民种田收入不错，尤其是成立了农村合作社的，村里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回家了，当起了股东或社员。

     温：农业合作社是农业劳动者的联合。关于农业合作社标准，农业部早在2007年就施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日、韩也是人多地少，怎么让农民增收？就是政府允许农村合作社以最低门槛进入金融、保险、旅游、餐饮、房地产等领域。只有把涉农领域可能产生的收益都留给农民，农民才有积极性去从事粮食生产。

        让农民在薄利的情况下种粮食，增收就是一句空话。

   3，没有新制度就别提新农村

         记者：除了对合作社的关注，听说您还在搞农村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的推广，您提出“合作社文化”这个概念，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是不是可以增强社员们的幸福感、责任感？

         温：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相比总是高级层面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发展生产，还要考虑农民的精神需求，否则乡村就会成为文化的空白，成为精神贫瘠之地。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应该是一个必然的可持续的选择。乡村的社会活动多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渠道也就多了。

         记者：记得您还说过要在城市成立绿色消费合作社。

     温：现在的城乡关系，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农民整点农药残留，城市整点假冒伪劣，互相损害”，在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强调恢复农业的生态功能，一方面组织农民，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生产真正的绿色食品；另一方面要培养科学的消费观念，打通较高成本的有机产品在城市的销路。这样才能逐步形成和谐的城乡关系。

         记者：不难看处，新兴农村合作社不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简单翻版，也不是无视具体现实的模式化组织方式，而是针对农村现状呼应农民需求、对应农业生产规模的新事物您有无总结性的概括？

         温：我们的经验归纳有24字，“联合购销，风险最小；文化建设，收效最高；资金互助，制度重要”。没有新制度，就没有新农村。我们要在农村探索实行一些新政策。

         记者：合作社作为一个民间组织，人们通过自愿的方式组成一个团体来维护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其前景如何？

     温：应该说，主要的力量还是来自政府。合作社的培训和推广，这些事情大多不是靠农民自发去做的。在国外，这些小农社会的合作社建设基本上也都是政府提供足够的优惠，然后由政府来推广，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合作社，完全靠自发很难。

         不能让种粮者吃亏！否则，农民怎么会愿意种不赚钱的粮食？传统农区就会变味，又如何能生产出生态农业的产品。我们应该给种粮农民以超国民待遇，否则凭什么让农民汗珠子摔八瓣在田里为你种粮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