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声平

　　与很多乡村观察家的悲观论调不同，笔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看待乡村的变化。曾经笔者也迷惑，乡村是否会消失，集镇是否会萎缩，这次的深入观察使笔者明白一点，中国的特殊国情基础决定了，乡村和集镇，将在至少一代人的周期内长期存在，并生活超过一半的中国人。
　　因此，关于乡村和集镇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鼓动农民工买房抛弃村镇彻底发展大城市，从而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贫富鸿沟，最终把中国推入拉美化的不堪境地？还是发挥执政党的本色，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服务，以发展新型村镇文明为纲领，将村镇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福利上，推上城市化的现代生活水平？这一点，时代会给出答案，而且，答案充满亮色。

农村加速瓦解，乡村正在浮现
　　谈农村，农民农业，落后愚昧的代词；谈乡村，采菊东篱诗情画意，足够小资。农村和乡村，在数千年的中国史上是并存的，它既浇灌了中国人的衣食，也滋养了中国人的山水审美进而精神家园。中国的农耕文明经过漫长发育，田园共生自给自足鸡犬相闻乡绅自治，它根植于宗族血亲和熟人社会，人与邻和人与地的关系多数时候是精致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浪潮之前，即便经济短缺余粮难饱，但农村的经济基础依然是土地，耕种关系导致了熟人社会，与此伴生的乡村礼俗和精神面貌总体是昂扬的。
　　以家乡村庄为例，村民人均一亩水田一亩丘陵地，水田种一季水稻（大春），亩产约1100斤，地可轮种油菜小麦（小春）玉米（大春），玉米亩产约1200斤，间或桑茶等经济作物，一亩田地的粮食出产折算成货币不过3000元上下，扣除种子化肥机器和收割人工，利润不过300元左右。政府的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杯水车薪（与欧美日等国对农业的高额补贴完全无法相比）。种地除了提供食用的大米和菜蔬，能够在市场销售获利的空间微薄。若全心务农，杂粮餐余坡上野草供畜禽饲养，户均生产两头肥猪，半头自食其余售卖，能毛收千元。一户四口之家往往3份田地（超生人口无土地），二十年前务农为主的家庭，不管其多么精耕细作其贫困是注定的，土地的低水平产出是浩荡的打工经济的现实基础。土地集中也未必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离村子中心最偏远的另一小队，其人口外迁殆尽，全部土地以每亩每年80元的价格按50年期限流转至外来企业，这家企业先后尝试过养牛养羊种树兴修水塘养鱼，全部以失败告终，如今绝大部分土地撂荒（企业可以依靠政府补贴活得滋润）。全村处在城镇远郊，无法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红利，除非未来能衍生出附加值特别高的作物或意外惊喜，否则耕种土地不是经济理性的选择。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城镇化、就业的非农化，这一浩荡的浪潮经历30多年的积累，以农业为根基的农村已经彻底瓦解，对于绝大多数广袤的农村地区，农业的微薄产出，在物质上无法支撑农民生活融入现代化，就业的非农化就成为唯一选项。与此伴生的，旧时的田园记忆和良风美俗，自然随风而逝。如今的农村，只剩居所、老人、妇女、孩童，连坡土地撂荒，少量人口耕种，在经济意义上的农村概念已经瓦解，一个纯粹的乡村社会，目前还粗糙、动荡、分化，正在加速来临。
　　只有搁置情怀，从经济和数字的角度，将农村融入国家的大背景，才能看清乡村的未来。而个人的回乡观察所得最引人担忧的几大问题是：对城镇化后劲的盲目乐观、大城市与村镇的差距越来越大、老龄化大潮下的老无所依、教育的地区分化让幼无所育。

非农化已完成，半途城镇化提前衰竭
　　坐标，川东北丘陵，远郊农村，距镇步行1小时摩托15分钟，镇距县城山路车程1小时，县城距重庆市区车程2小时。县城忝列省工业强县示范县，传统经济以农耕为命脉，如今劳务输出占据主导，文化和经济被重庆辐射，属于典型的中国中西部农村样本。
　　在家乡村庄，若干个湾（自然村落）合成一小队（组），若干小队合成一大队（行政村），若干大队合成一公社（乡）。以笔者所在的村民小队为记录对象。
　　人口结构： 按照全队自上世纪80年代衍生出的全部现存人口统计，出嫁不计入，散居在外和嫁入人口均计入，合计164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15人，60岁以下50岁以上人口40岁人，50岁以下20岁以上人口66人，20岁以下人口43人。全队60岁以上的老龄化率9%，远低于全县14%的老龄化率，主要原因是因病和缺乏照料早逝的老人偏多，再过5年，全队的老龄化率预计会达到25%。老龄化加上孩童数量不足，使村庄暮气沉沉，不复20年前的朝气蓬勃。
　　劳动结构：以20-60岁为劳动力人口计算，全队164人中目前劳动力人口106人占比64%。整个村子绝大多数坡地被撂荒，水田还在零星耕种以供家庭食用，绝大多数家庭都不再以农业为收入重心。目前长期居住在村子并且深度参与务农的人口仅10人左右，4人是顺带照看孩子的留守妇女，2位老人，2位结束打工返乡的中老年，耕种的主要目的是食用、劳动惯性或农业收入。队里的农业人口只占10%，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早已完成，在非农业化这一维度上的城市化概念，队里90%的人已经实现了城市化。劳动结构中的最大变动人群，是很多50岁左右甚至接近60岁的老一代农民工即将返乡。回乡，既是他们结束为子女输送无偿血汗的时日，也是结束为这个国家为经济史上近40年的增长奇迹输送廉价养分的时日。
　　住房结构：住房的变迁既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层级飞越，也浓缩了很多家庭跌宕的命运，在城镇化浪潮下，过去三轮农村低效而艰辛的财富积累在变成农村住宅后迅速一文不值。截至目前，全队164人中约有50户家庭，在农村的住宅质量不一但户均一栋，在镇里购房17套，在县城购房9套，在外地城市购房5套，在10年内将有婚房需求的户数8套，其中4套在镇里4套在外地城市，这其中有3户至少在3年内缺乏购房能力，另有3户有购房能力但孩子尚小3年内无购房意愿。其余家庭，多数以40-60岁的农民工为主，他们的未来规划是要么和孩子一起生活照料孙辈，要么合不来时回到乡下的民宅养老。
　　从队里的住房结构看，城镇化的购房动能，早已越过最高峰进入了衰竭的周期，未来的购房动力，来自于人口自然增长后的适婚人口，村民里有财力和意愿更换改善型住房的人极少。小镇过去30年由2条小街发展成四纵三横的大场镇，如今还在向外摊大饼，连排的高楼已经滞销。只是其中大部分市售楼，都是小产权，购房者留恋农村户籍既没有意愿也不愿额外负担经费去获取城镇户口，在按照户籍口径的国家城镇化统计中，他们被遗漏在外。

公平将创造效率，经济的出路在发展村镇新文明
　　国家政策需要从效率优先转变到公平优先。1993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风行百姓之口的原则；经济总量滚雪球，而贫富差距在急速拉大，以农村地区和城市中下层为主的弱势群体日益成为社会的核心话题，中央回应民情在2007年十七大重新表述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把公平正义放在突出位置。强调分配公平这一政策至今又差不多十年，根据过去几轮的经验又到了再次纠偏的时刻，尤其眼下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有必要阶段性地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村镇地区潜在消费需求特别旺盛。如果没有潜在的大额开支忧虑，这些乡邻的潜在消费需求实际相当旺盛。首先是现代化的家装需求，老家缺乏自来水，没有整洁方便的厕所、没有自动淋浴设施，缺乏现代家具，村里没拉有线，没有液晶电视，除了集镇部分家庭，多数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整套厨具等家用家电。其次是交通通信，道路大为改观但还不足够畅通，如今摩托车几乎入户，但小汽车才刚刚萌芽，手机几乎人手一部，但中老年以二代机为主，老家的4G质量较低甚至无法负担微信语音，宽带只进了小镇近郊，宽带入村入户不知时日，年轻人的网络需求日益强烈，电脑入户将因宽带的畅通而开启。再次是快速消费品，从水果、饮料零食、奶制品、服饰消费，农村的消费品质和渗透度都不高，电影文化消费、旅游消费这些下一层级的消费还远远没有到来。
　　收效差的新农村建设应该转换为新型村镇一体化。取消农业税作为标志，国家已经开始反哺乡村，这种反哺大大提高了农村极困难家庭的生活质量，目前，农村基本不存在温饱问题，新农合和新农保推行后，农村老人的贫困和疾病问题有一定的缓解。这是大德政，但同每年向城市地区投放的财政开支相比，如此涓滴之恩还是太微不足道。
　　从2005年开始国家就有新农村建设的方案在一些地区试点推行，但收效不大，新农村在大多数地区建设成了官员的新农村，没有因地制宜急民所需，大量的投资经费成为了无效投资。
　　政府真正应该为农村地区提供的是现代生活的公共设施，现代公路、自来水、网络、有线电视、垃圾处理，这些公共设施到位后会吸引很多农民在村子中生活和投资，这些政策中央也一直在提倡，但在执行中效率参差久拖无果。
　　从笔者老家的村子到集镇1小时步行15分钟车程，再到县城只需要1小时。这个时间消耗，甚至远远低于很多从浦东到徐家汇、从五环到金融街的上班族通勤时间。如果生活和交通足够便利，对城市化的概念就应该有新的理解，这也是现在很多大型都市圈逆城市化运动的来由。除了农村和集镇的公共投资，还涉及到更大范围的村镇行政一体化、村镇户籍一体化、土地确权、农村养老、教育平权等多重议题。
　　取经人民公社食堂，探索建立村级公共养老。老有所养是社会的良心，老无所依是全民族的道德灾难，也是笔者们每个人的后顾之忧。笔者的老家养老问题同样严峻，主要体现在，年轻人打工老人独居寂寞无人照料，老人生病后能简单治就治否则拖到自然死亡。这两个问题，在城市存在的程度都远远低于农村。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加之居住星散的地理特征，使这两个问题尤其严重。
　　目前在城市地区和少数发达地区兴起一种“日间照料中心”的概念，集中解决老年人的吃饭和休闲娱乐。在农村地区，村级行政基本瘫痪无事可做，村级小学和办公区大量闲置，而热血年代人民公社的概念深入人心，可以因地制宜，探讨一种低成本运作的，农村老人养老资金汇总加国家补贴，将农村散居老人（甚至福泽到留守的妇女和儿童）集中居住、饮食和娱乐，并集中提供定期医疗服务，以解决独居老人的问题。

城乡均衡需以教育平权为核心
　　教育问题如此重要，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方方面面，都居于全社会公平的中枢。中国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既体现在儒家的理想社会井田制的渊源，血液里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试图均田地抑豪强，但更体现在科举制度，使整个王朝的人才流动起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多王朝的多数时期，进士中超过一半来自农耕家庭，贵族论血统论在中国一直市场有限，一旦社会的阶层开始板结、贫富分化土地兼并，就是又一轮暴力革命。所以中国国民性一直都不软弱，在公平问题上，从来厚积薄发热血搏命。
　　推动义务教育资源在县域甚至市域中小学均衡分配。笔者的老家村庄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读书无用论曾盛行过一段时间。但读书依旧改变了村子一些家庭的命运，全队目前走出3位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5位大中专毕业生，2位大专在读，在工作地位和平均收入上，这一群体明显高于不读书的群体。如今除了高考就读重点大学难度加大、逐渐增强的职业教育需求没有很好的引导和满足，基础教育更显坍塌。
　　村子里的小学已经撤校并点过两轮，如今村里的孩子只有去镇上念幼儿园和小学；一个堂弟在镇上念五年级，父母正在考虑是否送到县城就读，而转校费要超过1万元还不一定能成功，因为城镇教学质量差别过大，一所稍有名气的县小学人数膨涨数倍到了5000人；堂妹念镇上的初三，各种试卷费教辅费一年居然超过1万，而笔者念初三时不过几百元，相对应的是，镇初中考上县城一中（地方名校）的人数却大不如前，考不上便要交上万不等的择校费；县城一中最新一届的高一已经膨胀到2500人，而笔者曾经念书时却不足千人，出人意料的是学校领导却忧心忡忡，大量优质生源向成都绵阳流失，在各种录取政策不公的影响下，每年考上名校的人数越来越少。
　　现状是，以教育经费和优质教师为核心的教育资源，加速向超级学校、中心城市集中，与此同时，地方上的教育经费投入也在增长，但教学质量却断崖式下跌。
　　造成教育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基层教师素质下滑严重，从能力到责任心双重不足。上世纪90年代很多师范毕业的新教师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2000年后的很多新教师无法与前任相比，但随着教师收入的提升（在老家的乡村小学教师，月收入也已达4000元，远超当地公务员收入），教师的职业吸引力正在快速提升，以后最关键的因素变成对教师责任心的管控上。这次回乡听闻两个匪夷所思的例子：一个小学辅课老师一周仅两节课程，于是和其他老师协商把一个月的课集中到一天上完，她便长居县城做着别的工作，一个月到学校上班一天，一年上班9天。另一个学校某班的几个分科老师，相互协商分工，每个人都同时兼任几门课的教学任务，集中上完一个月就长期休假撒手轮替给其他老师。基层教师的管控疏松，可见一斑。
　　造成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经费和优质教师在各级学校之间分配不均。这一现象不仅在农村地区存在，即便在大城市，名小学名初中的分化依然突出，于是有了天价学区房的概念。应该以教育公平为第一原则，因地制宜，所有辖区老师校用县管或市管，老师在各个学校轮流执行教学任务，每个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必须到村镇一级中学任教数年，以实现县域或市域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要实现这一政策，不能依靠地方政府和教育机关，因为优秀教师会因为地方改革逃往外地，教育资源均衡化需要由国务院和教育部制定适用全国的顶层设计方案。
　　如果能实现重视公平、发展村镇的政策，中国的消费潜力将进一步被激活，以生活水准为核心的阶层差距将迅速缩小，高房价对人民的绑架将逐渐化解，中国的国民素质、幸福指数、经济质量将再上一个台阶，在世界城市化运动的大潮中，也可以避免大城市病，直接跳到“逆城市化”这一浪潮中来。

（文章来源：《当代县域经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