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这两大顽症，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经济无法回归到稳增长之路。

中国科学院教授、财经作家  高峰

      产能过剩已严重危害中国经济
      在中国，产能过剩现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区间，75%以下为产能严重过剩。上述国务院指导意见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所以，已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因此，这五大产业也被称为“产能严重过剩产业”。
      传统产业普遍产能过剩，新兴产业也未能幸免。光伏电池行业开工率，仅为57%，多晶硅更是只有35%。天则经济研究所报告透露，2013年风电设备产能利用低于60%。
      可见，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的范围，而且是新老产业全都过剩。
      这些行业涉及的不良资产，钢铁为2万亿元，新能源为1.5万亿元，造船为5000亿元，煤炭为5000亿元，水泥、有色和平板玻璃约为1万亿元，加总约为5.5万亿元。不良资产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国务院要求“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并下达了压缩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具体指标。
      产能过剩久治不愈，导致这些行业严重亏损。钢铁行业亏损面在23%以上，玻璃行业亏损面超过25%，电解铝行业约有80%的企业陷入亏损。根据统计，截至2014年7月24日，19家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煤炭企业，有8家净利润亏损，有14家净利润同比下降。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煤炭行业亏损面已高达80%左右。

       经济增长方式困局
      中国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这么严重，而且久治不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由投资和出口双驱动，本质上是投资驱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的，保证GDP持续增长也就成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新一届政府也肩负着到2020年完成GDP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任务。经测算，若要完成倍增计划，GDP增速年均不能低于7%。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和净出口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投资则不同，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直接大举投资，从而拉动GDP快速增长。
      资本形成总额来源于投资。从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来看，这两年虽略有下降，但过去基本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消费的增长率只有10%左右，投资增速快于消费增速一倍。这样长期下去的结果会如何呢？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产能过剩。
      近十多年来，政府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较集中的治理，但结果却是越治理越严重，现在已是普遍过剩。
      究其原因，产能过剩首先有周期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就是经济的波动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慢慢显露出来。经济需求急剧回落，使产能过剩问题显露出来。第二个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系，和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经济职能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地方政府更多地去靠行政性的手段干预经济的增长，干预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职能定位。中国政府既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自然就要主导、干预经济运行。经济周期在政府干预下扭曲，经济结构在政府干预下失衡。经济下行谁最着急？一定是政府。例如，本届政府向全国人民承诺，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要翻一番。这如同一个社会契约，政府能不为GDP着急吗？所以，面对经济下行，本届政府虽然没有“强刺激”，但“微刺激”还是持续不断。

　　         
      货币超发进一步危害经济
      中国高度投资和债务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产能过剩，使产品市场供求失衡；另一方面它还推动了货币超发，从而使货币市场也深陷困境，金融和债务风险越积越多，越来越大。
      2013年末，中国M2余额为110.65万亿元，GDP为56.89万亿元。M2余额与GDP之比几近2:1，领先世界。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M2仅为18.3万亿元，此后货币供给总量迅速增长，金融危机之后货币量的增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2008年底，中国M2余额还是47万亿元，而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97万亿元，4年间翻了一番。
      多年来，人们对必须要“超发货币”一直疑惑不解。人们需要货币，是要满足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需求。所以，货币供给一定要有与其相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如果超发货币，货币追逐不到与其相对应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结果必将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有人曾以CPI没有持续上涨为理由，辩解说货币没有超发，但这完全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辩解。CPI只代表消费者物价水平，它是物价总水平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看看这些年要素价格和资产价格的狂涨，如土地价格和房价，就会知道超发的货币去了哪里。
      2013年末，中国M2余额为110.65万亿元。同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71.90万亿元。这么巨大的贷款总量都去哪儿了？显然，构成投资三大领域的房地产、基建以及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成了吸纳贷款的主要产业容器。这也是政府以投资来拉动GDP增长的三大主力。
      2013年，房地产贷款和地方政府贷款两项合计几乎占到贷款余额总规模的50%，而且它们的贷款需求还在增长。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房地产市场变化莫测，风险正在加剧，地方政府基本建设项目也是问题重重，加之制造业过剩产能行业的偿债能力的疑问，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据测算，2013年企业（不包含金融企业和融资平台）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攀升至120%，已达历史高位。

      政府职责是创造GDP吗？
      如果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和超发货币带来的金融、债务风险问题，不坚决地去产能、去杠杆，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这些问题同时交织存在的情况下，任何短期的需求刺激都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起作用。
      由于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密不可分，所以，要根除这些问题，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则变得十分关键。比如，政府要不要每年给自己定一个GDP目标？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GDP吗？如果GDP是由企业而不是由政府创造，那么，政府的中心工作有可能继“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又要有新的转变和定位。新的定位应充分考虑市场经济要求设立什么样的政府，应考虑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需要把改革继续推向深入，需要真正的市场化改革。
      从企业的角度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要靠创新。现在的产品过剩，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同质化。在产品同质化的情况下，企业竞争的手段往往就是打价格战。企业想从这种混战中走出来，就要做出“差异性”，最终形成品牌。这就要求企业要不断创新，用创新开拓新的市场，创造新的需求。

（文章来源：《当代县域经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