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赖明

    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座谈会，与各位一起共同研究百万人口大县城市功能。

    今年9月，为响应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的讲话精神，我陪同韩启德同志到四川进行长江上游流域城市绿色发展调研，围绕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2015年，九三学社中央就已围绕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问题展开调研。我们提出的“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的建议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受到于振生主席的表扬。

赖明

    我们了解到，四川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尤其在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的各项工作。由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保护和绿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
县城，首先是一个城市。县城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农村向城市的最先一公里，也是大城市面向广大农村的最后一公里。可以说，县城是一个节点——面对农村，他有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反过来，它也体现大中城市向乡村的辐射效应，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

    百万人口大县的县城功能如何定位值得认真思考。功能的确定很简单，它与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包括物化和非物化的资源。举例而言，山西省紫阳县也是百万人口大县，但县城状况差，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单靠人力资源输出没有发展前景。在解决途径上，紫阳县整合培训经费，找了足疗企业培训了一万余名农民成为足疗师。经过培训的农民，一个月外出务工挣到6000多元，更高级的管理人员年薪上百万。此外，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的资源。要把生态资源利用好，就要根据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及其承载能力确定好一个区域的功能布局，也就是确定主导产业。

    对四川来说，农产业需要深入思考。四川是农业大县，但农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较弱，除非发展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一个数据：美国通过加工后的农产品产出率可以达到3.4，中国只有0.7。假设农业大县加强农产品的深度加工能力，就意味着将农业向工业转变，县城的城市集聚功能便可以施展。

    优势产业确定后，就要建城市。城市应依托产业而建，始终围绕产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在产业的支撑下，人口才能真正进入城市——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就土地而言，要根据人口的规模、产业的能力确定。原则上，要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做法。目前，我国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过人口的城镇化，要通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来解决问题。而安排好土地流转，才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此外，住房的问题也要认真思考。2015年底，韩启德主席提出要重视住房的结构问题。目前，我国住房总量已经达到需求，但结构有问题。根据社会学家推断，2035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峰值，中国需要的建筑总量却已超过很大比例。我们要县城的建设过程中优化存量、调整增量。

    总之，城镇化的过程要确定县城的城市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市场资源的配置作用，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做好“放管服”。这些需要大家在工作中具体思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四川省百万人口大县县城的生态宜居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内容宽泛而繁杂，但现实意义重大。四川省属于西部地区，百万人口大县的县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从而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找到切入点。我认为，一是发展理念要以绿色为导向，二是发展阶段要充分把握经济新常态。

    有着成千上万建筑的城市，要达到生态宜居的目标，应当在城市的全生命周期，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健康、舒适、安全、社会和谐，这就是城市的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的核心——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四川省城镇化率约为50%，百万人口大县的人口在100～160万之间，其城镇人口约为50～80万。在四川的县域经济中，县城的首位度一般在0.2～0.4之间。由此，可计算出四川百万人口大县县城的人口一般在10～30万之间。当然，需要考虑户籍人口、非农人口的分布。按照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属于小城市，四川百万人口大县县城都属于小城市。因此，论坛的主题应该聚焦为促进四川省小城市的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理念，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这对四川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目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采取适宜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县域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对县域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目前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因此，小城市绿色发展的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县域经济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今后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今后将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县域经济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目前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县域经济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县域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因此，小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促进四川小城市绿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只有定位清晰，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分析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下面，就新常态下，促进四川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谈几点体会。

一、促进四川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稳增长。作为小城市，百万人口大县县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既是承接广大小城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连接大中城市市场的“最初一公里”，这是把握作为县城的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关键。目前，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市辖区）约2850个，全国县域国土面积约89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93%，但经济总量仅约53%。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0年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也就是所谓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增长极理论是一种非均衡增长理论，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些行业先富起来，就是一种非均衡增长。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水平，经济驱动力正在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逐步下沉，再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平正义要求，必须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因此，促进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县域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发挥好县域小城市的桥梁作用，有利于稳增长。

    （二）有利于调结构。县域经济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依托，一是促进一二三产业联动，加快推进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产业化和相关工业的集聚化；二是推动制造业各环节的专业化、社会化，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三是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将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为主导产业；四是以市场为导向，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发展一批特色优势突出、功能定位清晰、集聚效应明显、辐射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发挥特色竞争优势；五是“有进有退”，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三）有利于转方式。县域经济发展要适应我国经济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实现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常态”。一是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二是加快发展县域服务业，特别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挖掘县域信息消费、文化消费、生活消费服务业潜力，切实发挥现代服务经济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乡村旅游业为例，2016年国内旅游44.4亿人次，增长11%；旅游收入4.69万亿元，增长13%。2015年国内旅游人数增长10.2%，今年上半年25.37亿人次，增长13.5%，表明增量还在加速，还没有到拐点。即使按年均增速10%计算，到2020年，旅游业发展可达65亿人次，到2030年将达170亿人次；人次增加11%，但收入增加13%，表明老百姓的旅游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2016年旅游业产值占GDP比重是6.3%，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到2030年,旅游业产值要占GDP11%以上，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如何将乡村旅游、养生休闲、养老服务与“民宿”经济等相结合，改造、盘活、利用好乡村民居，是县域经济转方式与绿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四）有利于惠民生。县域经济发展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不只是城镇规模扩张、空间扩大的过程，而是立足统筹城乡，由“物的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的转变。一是促进产城融合，从县域环境资源禀赋出发，促进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的融合，将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二是提升县域城镇的承载和服务能力，以现有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为基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构建合理的乡镇村体系和空间布局，围绕县域城镇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并发展县域服务业；三是发挥县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产业、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衔接功能，优化城镇功能，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四是结合城镇化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和补偿制度，形成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共享机制，形成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迁移转换的体制机制。

二、抓住规划这个“龙头”

    县域城乡规划作为绿色发展的“龙头”，既包括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顶层设计，也包括县域各领域的具体规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多次调整，“重点发展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小城镇大战略”“促进城市群发展”“推进都市圈发展”“以主体功能区推进城镇化协调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科学规划县域城镇体系，将发展阶段、群众期待贯穿其中，使主体功能区布局、县域城镇布局、人口布局以及产业布局既因地制宜，又统筹协调，减少人口无序流动，降低产品流通成本，去除小城市住房库存，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好、脆弱的生态环境保护好，是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这包括县域小城市与周边大城市、中小城市以及县域小城镇的协调发展问题，县域城镇体系的布局问题，县域城乡基础设施的统筹问题，县域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县域产业与人口的协调分布问题，县域城乡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问题，县域“多规合一”的统筹协调问题，县域城乡住房总量与结构的问题，县域城乡建筑更新与再造的问题，农村住房的改造与再利用问题，农村宅基地的复垦问题，等等，都需要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

    县域经济发展涉及资源环境各个领域，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例如，县域城乡规划、县域住房建设与保障、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生活垃圾处理、排水、给水、园林、绿化、路灯管理、城镇道路管理、风景区管理、城市管理，等等。绿色发展理念要通过具体的规划落实到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三、工程建设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建造过程的绿色化。

    比如，建筑产业化通过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式施工和信息化运维管理，促进工程建设绿色发展。2013年，九三学社中央在调研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建筑产业化的调研报告》，李克强总理做出重要批示；11月，俞正声主席以促进建筑产业化发展为主题，主持召开第二次双周座谈会。建筑产业化可减少建造用水60%以上、木材近80%，减少材料浪费20%以上、建造垃圾80%、建造能耗70%以上，提升建筑性能（据香港房屋署对15年内建设的250栋产业化住宅抽取8栋的统计数据，平均延长建筑使用寿命43%～100%），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促进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变（用工减少50％左右、建设工期缩短30%～70%）。建筑产业化是建筑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应从政策、法规、标准、技术、监管等多措并举，促进县域建筑产业化发展。

（二）建设绿色的建筑与构筑物。

    2012年，九三学社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调研报告》。温家宝总理批示指出“发展绿色建筑，最大限度地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改善居住舒适性、健康性和安全性，不仅是转变建筑业发展方式和城乡建设模式的重大问题，而且直接关系群众的直接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发展绿色建筑面临极好的机遇。要抓住机遇，从规划、法规、技术、标准、设计等方面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千万不要丧失机遇。请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组织研究，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时至今日，促进绿色建筑发展仍是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方面。

    同时，县域城镇的其他方面，如城乡供排水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等，也有绿色建造、建设绿色构筑物的问题。

（三）改造、更新与再利用问题。

    目前，我国仍有约16万个城镇老旧小区（4300万户家庭、1.3亿居民），这些建筑抗灾能力弱、能耗高、使用功能差。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把握城市快速发展机遇，关心人民群众的期盼，将县域城镇老旧小区建筑节能改造、供热系统改造等与抗震加固、加装电梯、供水管网、排污管网、通讯设施、无障碍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绿化、亮化以及硬化改造等整合为“节能＋宜居”综合性改造，补齐短板。

四、科学管理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绿色发展不仅体现在建设过程，更体现在管理过程。以建筑能效管理为例，建筑能耗占全社会终端能耗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约10%增长到目前超过20%，预计2030年将超过25%（不包括建筑材料生产17%、运输2%、建筑建造2%左右），建筑能效问题突出。究其原因，一是低能效建筑总量大，改造任务重。2015年，城镇既有建筑约60%是非节能建筑，近200亿平方米。这些建筑能效低，且热舒适性差，不能满足居民的居住舒适度需求；随着居民对舒适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将导致建筑用能大幅增长。二是新建建筑能效水平低。由于缺乏建筑物能耗总量控制，大量按照节能50%、65%和75%标准建成的建筑，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显现出相应的节能效果；尚未形成推动节能发展的市场机制。三是技术支撑滞后。高能效的相关技术支撑能力弱，研发与应用结合不紧密，很多技术、产品、材料的产业化进程滞后。

    当前，许多小城市建设加速，要紧抓总量和强度“双控”，对建筑运行能耗总量以及碳排放总量进行控制，落实建筑节能目标；加快市场化进程，让市场发挥主体作用，支持合同能源管理、能效管家、碳交易等科学灵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增强市场活力；要实施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工程，深化公共建筑节能，强化节能运行与改造；要加强建筑节能重点技术创新，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发展。

五、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相辅相成

    新常态是经济减速转型提质的新阶段，也是绿色发展提质的新契机。大量实践证明，一个地区拥有生态资源优势往往更有发展前途和发展后劲。长期来看，拥有好的生态环境，就意味着聚集优秀人才、吸纳先进生产要素有更大的空间，投资创业有更大的优势。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把绿色发展作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力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环保的引导作用和倒逼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县域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县域绿色发展道路，把生态比较优势转化为生态竞争优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欠发达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跨越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为代价承接产业转移，不仅难以获取产业发展主动权，反而容易长期处于发展被动地位。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承接先进的产业转移，明确绿色发展理念，使承接产业转移符合经济规律、地方实际、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和资源环境保护要求，促进承接产业转移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县域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同步。

（一）绿色发展要以创新为依托。

    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当务之急是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地释放出来，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社会文化创新为推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的县域经济绿色发展模式。

    实施县域经济创新驱动战略，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点围绕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需要，支持县域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元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县域产业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培育壮大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注重绿色发展的正外部性，健全法规、完善政策，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约束与激励机制并举，加强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

（二）绿色发展是协调的发展。

    协调发展的重点是县域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四化同步发展，都与绿色发展密不可分。

    在城镇经济体系中，县域经济有相对稳定的空间区域，有比较独立的自组织生产体系和行政管理主体。县域经济需要找准自身与大中城市、集镇、乡村等其他区域经济的关系，形成一体有效的协作机制。一方面，县域应利用自身空间节点优势，多渠道、多形式地融入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格局，构建功能互补、分工合理的区域发展体系，在区域城镇体系中承接来自大中城市的技术、资本、人才、信息、管理等要素辐射溢出，促进城乡之间研发、生产、服务、销售等方面的交流融合。另一方面，县域应把握国家推动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明确自身在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和角色分工，优化发展空间和产业功能布局，积极建设次级增长中心，主动承接大中城市的人口、产业转移，联动城乡融合发展。

（三）绿色发展是开放的发展。

    一是对内开放。在城镇经济体系中，县域有相对稳定、独立的经济空间，有比较独立的自组织生产体系和行政管理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县域经济是封闭的“诸侯经济”。相反，在区域一体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下，县域经济发展应立足自身禀赋，主动突破行政地域边界，以区域市场为主导，在更大范围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内进行资源配置。二是对外开放。应加强交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发展技术和发展机制，依据我们的发展阶段消化、吸收、再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技术路线和现代产业体系。三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例如，2012年在阿尔及利亚考察时，中建公司介绍，由于中建长期在阿尔及利亚经营的良好声誉，阿方邀标中建公司建造8万套保障房，但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而不能完成。这对中建公司触动很大，后来中建公司在国内专门组建建筑产业化研发中心。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估计在1.3～1.9万亿美元，市场空间广阔，四川的建筑业“走出去”大有可为。

（四）绿色发展是共享的发展。

    “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全民共建是全民共享的基础，共享改革的成果、共享青山绿水、共享绿色发展，必须全民参与共建，要继续推进无车日，培养老百姓节能、节水、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意识，促进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文化创新。只有动员全民共同致力于绿色发展，我们才能共享绿色发展的成果。

    以百万人口大县为主体的小城市绿色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各位领导和专家、企业家都长期从事这一事业，是引导者、推动者和践行人，希望大家攻坚克难，积极推动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小城市绿色发展，为这一伟大的历史征程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