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四川省是一个多民族的西部大省，民族地区面积占全省幅员面积的60%以上，实现全面小康的重点和难点在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贫困县。四川省委在《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决定》中已明确指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盆周山区贫困问题突出，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尤为艰巨繁重，要分类推进壮大民族地区、山区县特色经济、扶持特殊贫困县跨越发展；四川省人民政府在《关于推进平原地区丘陵地区盆周山区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川办发〔2013〕75号）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到2020年基本实现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这些政策意见的出台既为下一步我省经济发展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同时也提出了前进的战略部署和重要思路。

      四川民族地区包含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再加北川、峨边和马边3个民族自治县，共51个少数民族县，是中国第二大藏区、中国唯一羌族聚居区、中国最大彝族聚居区。其中，甘孜州和阿坝州地处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处，合称四川藏区，是西藏的门户，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会直接影响和带动其他藏区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与省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城乡二元结构、“三农”等问题长期存在，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仅会制约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成为一个复杂的、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遵循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由于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资源禀赋结构，具有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为加快四川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和跨越发展，课题组先后赴凉山、阿坝、甘孜进行实地调研，搜集并整理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相关数据和经典案例，形成以下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希望能为省委省政府和州县政府发展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一）概念界定
1.四川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民族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四川省是一个多民族大省，民族地区包括甘孜、阿坝、凉山三个自治州和马边、峨边、北川三个自治县，共51个少数民族县。四川民族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全国第二大藏区，也是全国惟一的羌族聚居区。四川少数民族县幅员面积30.2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2.14%。

2.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内统筹安排和优化经济社会资源而形成的开放的、功能完备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也就是说，首先，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尤其是建制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其次，县域经济有一个较完整的市场调控主体，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且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再次，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具有开放性。最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业。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县域”这个概念，而且发出了“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县域经济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种种迹象和现实表明，中国走向县域经济时代已经是大势所趋。

（二）理论依据
1.市场竞争理论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导向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体制。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选择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竞争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选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当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承认差别，同时又会制造各种差别，差别就是市场发展动力，并且市场差别是市场利润的源泉，因此，在市场竞争中追求差别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竞争形式主要包括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价格竞争仅通过价格的变动来刺激消费，达到竞争的目的，而非价格竞争主要是通过产品差异化进行的竞争，包括产品升级，技术革新，质量改良，品牌建树，超值服务等多种手段增强竞争力。经济学家认为，产品之间的市场竞争是由产品的差异性决定的，差异程度越大，产品之间竞争的弹性就越大。
      基于此，本文将市场竞争理论作为发展四川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理论基础，通过选择和发展差别化的、凝聚地区特色的产业来提升四川民族地区整体实力。

2.系统理论和地域分工理论
      系统理论是美籍奥地利人贝塔朗菲于1932年创立，他提出了系统论的思想，之后其他经济学家又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现在的系统理论。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系统论认为，要发挥系统的最优功能，必须统筹协调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各要素之间关系，使系统达到优化目标。

    地域分工理论强调，地域分工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确定或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方向，有利于避免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地域分工理论认为，分工与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分工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有利于分工更好实施和区际专业化的发展，由此获得整体大于部分的“合成效应”，同时有利于提高协作区域在上一级区域中地域分工的地位和作用。

    从系统理论和地域分工理论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在研究经济发展时既要从整体上考虑经济结构的优化，又要注意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合作，以使经济更好地适应区内外环境的要求。因此，根据这一理论，四川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既要注重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合作，又要合理调整内部结构，以期从整体上达到最优的效果。

3.增长极理论
      这是一种无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发展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落后地区的开发问题而提出。该理论认为落后地区往往具有广阔的地域与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物质技术基础薄弱，交通不便，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开发程度低。区内生产主要是第一产业和国内规模的制造业。中心城市数量少且规模不大，分布零散，多为地方级小城镇，缺乏能带动全区发展的中心城市。城市功能主要是作为行政中心。在建设资金十分有限，而基础设施又需要巨额社会资本投资的情况下，要促进这类地区的经济开发，关键是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配置一两个规模较大、增长迅速且具有较大地区乘数作用的区域增长极，实行重点开发，然后随着相应区域物质、人员的频繁交换，在促进自身不断成长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和规模让周边分享其创造、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

    以“发展极”理论指导四川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键是如何科学地选择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即发展极，进而发挥发展极的推动与扩散功能，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其中，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按照一般产业结构理论，通常是选择产业链的某截面为重点，利用前后向联系，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为此，四川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既要注重引进外部投资，也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来优化配置资金资源，以期由局部到整体进行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4.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西方经济理论。产业集群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领域研究权威学者麦克尔·波特创立的。其涵义是：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与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起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

      鉴此，四川民族地区应把公共政策重点转向促进地方企业集群的培育、发展和升级，核心是通过区域治理，把增强本地生产系统的内力和利用外部资源结合起来。产业集群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初级的“企业扎堆”必须经受市场的洗礼，长期的信用培育最终才能修成正果。因此，四川民族地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人员应具有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来推动和培育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二、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一）经济增长较快
1.民族地区整体增长较快
      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时间，是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2003年至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地区生产总值（GDP）从308.0亿元上升至1587.5亿元，10年间，增长值为1279.5亿元，增加了4.15倍，年均增长20.0％。其中，第二产业产值增长远快于第三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07.87亿元上升至800.6亿元，10年间，增长值为692.73亿元，增加了6.42倍，年均增长25.0％。

四川民族地区生产总值（GDP)纵向比较

2.凉山州经济增长快于甘孜州和阿坝州
      凉山州GDP增速略快于甘孜、阿坝州。2000年至2010年期间，前者为11.9％，后者为10.61％。但是凉山州的第二产业增速（26.9％）远快于甘孜州和阿坝州（19.8％），而甘孜州和阿坝州在第三产业发展上略有优势。
3.各县经济发展不均衡，呈现三个集团人均GDP、县级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指标分别代表了经济总量、强县和富民。按照这三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第一集团有西昌、汶川、会理和九龙4个县（市），属于强县富民的代表，人均GDP高于37000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7000元，第二集团有康定、理县、会东和德昌等19个县，处于第三集团的有木里、北川、甘洛等28个县，人均GDP低于17246元。人均GDP最低的仅6175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4137元，是人均GDP和人均农民纯收入最高的西昌的13.6％和40％。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1.民族地区总体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由2003年的30.3:35.0:34.7调整为2012年的19.6:50.4:30.0。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占比增加和产业升级。尽管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但农业生产结构得到优化。民族地区特色农业以名、特、优、精、新等为基本特点，以各地独特的光热、水土和物种等自然条件为基础和依托，如会理石榴近30 万亩，产业规模全国第一；凉山苦荞，既是世界苦荞主要起源地之一，也是主要产区，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2.二三产业内部结构得到优化
      “十五”以来，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排头兵。而且，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在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新成效。“十一五”期间，四川民族地区淘汰了炼铁、电石、工业硅等9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41户企业落后产能。在此基础上，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1525万元淘汰落后产能财政奖励资金，省级财政安排824万元，淘汰了铅冶炼、炼钢、铁合金、水泥等13个行业33户企业的落后产能，其中18户企业列入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公告。新上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坚持循环发展、绿色发展、高端发展，严格开工建设4项条件。
      第三产业在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近几年，旅游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流通市场稳中趋旺，与旅游业相关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升高，生态旅游业已成为发展绿色GDP的主导产业。

（三）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四川民族地区财政工作以完成财政收支任务为中心，服务改革发展，改善民生为重点，推动财政工作精细化管理。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55.71亿元，同2003年相比增加10.68倍，年均增长30.1%。各县财政收入差异较大，最多的西昌市28.8亿元，最少的壤塘县0.15亿元，平均每县的财政收入2.6亿元。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712.34亿元，同比增长18.9%。
（四）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明显
      2003年至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65.9亿元上升至1649.84亿元，10年间，增长值为1483.94亿元，年均增长24.5％。2003年至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90.9亿元上升至458.98亿元，10年间，增长值为368.08亿元，增长了4.05倍。
      四川民族地区立足资源优势，优化招商环境，注重招商选资，创新招商平台，引进了多家企业集团，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项目相继落地。如阿坝州重点企业（项目）金融对接会在理县召开，34家企业分别与各金融机构进行了项目对接，达成融资意向，拟到位资金逾11亿元，拟授信总额达38.0亿元，促进项目资金对接，实现互利共赢。2012年，凉山州第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西昌新区举行。集中开工的西昌航天学校等60个重点项目涉及全州17个县市，涵盖农林水利、交通、能源、特色产业、城市基础设施、民生及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达167亿元。甘孜州雅康高速公路项目、雀儿山隧道项目、国道317线公路改造工程、国道318线公路改造工程、泸定顺河堰水利工程、两河口水电站建设、硬梁包水电站建设、电力天路工程、亚丁旅游景区打造、州人民医院第二医疗区建设等，甘孜州2013年重点项目敲定，全年共组织实施123个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271亿元。
（五）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开创全面小康建设新局面。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00元，同比增长14.8%。横向比较，2012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07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4.7元。2003年至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639元上升至5990元，10年间，增长值为4351元，增加了2.65倍，但与四川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001元，全国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916.6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其中，甘孜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10元，增长29.1%；阿坝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770元，增长23.8%；凉山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6419元，增长15.9%。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增速分别居全省第一、二、三位。
      2013年前三季度，四川省三州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均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分别位居全省前三位。凉山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509元，同比增长8.5%；农民现金收入达到5376元，同比增长14.2%。阿坝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36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35元，同比增长9.7%。甘孜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287元，增长9.1%；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3471元，增长16.2%。
四川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纵向比较

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四川省、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

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四川省、全国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较

三、民族地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模式
      与省内其他县域相比较，我省民族地区主要集中于偏远山区，但同时也是具有潜在重要资源优势的一个特殊区域。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水利、旅游、生物等资源，但由于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等因素，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整体相对缓慢，形成了富饶的落后。再加上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既不适合单纯地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套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反映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民族性。因此，壮大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要立足于县情，科学运用区域经济、产业集群和比较优势理论，注重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市场为主导，突出重点产业，通过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游则旅游，实施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赶超和突破战略，从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
      通过对四川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的深入调研，考察了民族地区县域藏药生产企业、牦牛乳业生产企业、现代家庭牧场、水利资源开发企业和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等，实地了解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四川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主要有5个比较成功的模式。

（一）依托水电和矿产资源发展工业经济模式
       我省是水利资源富集大省，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1.5亿千瓦，占全国水电力资源量的21%，名列全国第二，可开发量9166万千瓦，居全国第一，年发电量约为12571.89亿千瓦时，其中，1万千瓦以上河流共781条，95％分布在流经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的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和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在三州地区高度富集，分布面广且相对集中。以三江一河为干流的大小400多条河流中，可供开发的巨、大、中、小型水电站规模齐全，密度居全国之首。在三江一河上已规划的14座大型水电站中，就有8座在三州境内，分别是溪洛渡、瀑布沟、锦屏一二级、白鹤滩、乌东德、官地、杨房沟和卡拉，总装机容量达4870万千瓦。中型水电站星罗棋布，为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供了条件。如九龙县2002年的财政收入800万元，到2010年，财政收入约2个亿，主要是靠水电开发和经营收入。
      同时，由于独特的地质构造和地质特征，三州地区既是西南三江有色金属巨型矿成矿带，又是以钒钛磁铁矿为主的攀西古裂谷成矿带。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品位极高，埋藏浅，易采选。目前，已发现蕴藏有150多种矿产资源，黑色金属6种，有色金属及贵、稀金属矿17种，非金属矿21种。钒、钛、铁、稀土等11种金属矿产储量均居全国之首，其中钒钛磁铁矿，铁、钒、钛共生，并伴有铬、钴、钪、镓等10余种稀有贵重金属，铅、锌、铜、锡、稀土等有色金属矿储量极为丰富。仅在攀西地区，铁矿储量达100亿吨以上，占全国的70%；钒钛磁铁矿储量68亿吨 (其中钛矿储量65亿吨，占全国的93%，为世界储量的1/3；钒矿储量1500万吨，占全国的64 0%)。除钒、钛矿产资源在全国独具优势外，还伴有镓、镍、铬、铜、铂等多种有色和稀有金属。如凉山州总储量达103万吨的稀土金属矿床，排名全国第二。此外，还有大量的石灰石、白云岩、大理石、花岗石、石墨、耐火材料等建筑材料储量极为丰富，是发展我国材料工业最理想的基地。我省三州民族地区不仅是大西南的资源宝库，也是我国优势资源富集区之一，而且特别有利于综合开发水能和矿产，实现电冶结合联动发展,以形成独具优势的电力工业和高耗能工业。
      总体来看，四川民族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都是主要依靠工业经济支撑强大县域经济实力。2013年，我省民族地区工业增加值较2012年增长13.45％，其中，有16个县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了50％，其中，峨边、会理、盐源、茂县、汶川、理县、黑水、九龙的比重超过了60％，谓工业经济县。如九龙县通过开发水利资源，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为76.3％，成为依靠水电强县比值最高的县。
      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已经成为三州部分县的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然而，由于这些地区大多属于国家和省限制或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在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规划中，必然要受到一定约束。如何转变粗放卖资源和破坏性开采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资源科学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的平衡，是我省民族地区以资源为依托的县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因此，工业强县战略应该突出全局性、长远性和科学性。立足资源推进转型，拓展从资源开采到加工的产业链条以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建立具有分工与协作的区域经济关系，以此加速经济协调发展，壮大工业经济。同时，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未来资源保护。

（二）依托农牧业资源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模式
      我省民族地区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发展平原灌溉农业。但是，这些地区却拥有数量巨大的草原或耕地、良好的气候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为发展特色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13年，我省民族地区的壤塘、阿坝、理塘、美姑等17个县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超过了30％，远高于全省农业经济的平均水平。这些县可称为农牧业县。农牧业增加值比重偏大的另一个原因是不适宜或还没有发展起工业。
      农牧业县不仅农牧业经济规模较大，而且近年来也发展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基地。阿坝州培育形成了优质蔬菜、特色水果（如汶川县的“三桃”，即猕猴桃、甜樱桃和核桃）、道地中药材、酿酒葡萄（如小金县的葡萄基地）、高原牦牛、优质肉羊、优质生猪等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州特色种植基地面积近100万亩，总产值18亿元，优质牦牛肉、奶产量分别达到5.3万吨和7.7万吨。甘孜州围绕特色产业打造优势农产品品牌，通过培育川藏高原绿色蔬菜品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构建起了东部精细农业、南部特色农业、北部生态农业发展格局，已经形成粮油、蔬菜、林果、食用菌、藏药材五大特色农产品和牦牛主、藏猪、藏鸡、藏羊四大特色畜产品产业优势，取得了一批地理产品标志和有机食品认证，形成了若干知名品牌。2011年，甘孜州的品牌农产品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市场的签约销售达到5.3亿元。“十一五”期间，我省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了近一番。2011年，甘孜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570元，阿坝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663元，凉山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537元，分别比2010年增长30.1%、24.6%、21.3%，增幅居全省前三位，是全省农民增收最快的区域。我省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在长期低水平基础上实现快速增长。
      从发展看，民族地区县农牧业的发展要把农牧生产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要从当地资源优势出发，注重特色农牧产品，按照风险共担的原则组织规划农牧业，形成大产业、进入大流通；围绕区域性特色产业，优化资源配置，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同时，通过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牧民的形式积极带动加工、储藏、运输、营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开辟农牧民就业渠道，形成新的收入增长点。

（三）依托生态和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模式
       我省民族地区拥有众多品位高、吸引力强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其中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旅游区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国家地质公园5个，3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 《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自然保护区，17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历史悠久的藏羌文化、彝族文化、康巴文化、摩梭母系文化。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增长点。
      随着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逐渐开发和旅游环境的改善，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已经得到不断壮大。2013年，有24个县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达到了25.5%-37.7%， 另有16个县超过了39％，其中，马尔康县的旅游产业在GDP的比值最大，占到了72.9%，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九寨沟，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为59.3%。九寨沟、黄龙、大熊猫三大品牌蜚声中外，阿坝州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自然遗产和生态旅游最佳目的地、大熊猫生态旅游目的地、藏羌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旅游目的地和红军长征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2012年阿坝州接待游客1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3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11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3亿美元，成为中国旅游第一州。
       通过创国优和创4A，凉山旅游以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新异的旅游产品群和新型的旅游文化城崛起于中国西部。如西昌市2013年荣获国家湿地公园、2013最中国生态城市、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8个国家级荣誉品牌，2013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38.4亿元，占全市GDP的28.2%。2012年，凉山州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81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2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00万美元，建成中国彝族风情最浓的阳光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随着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和攀西阳光度假旅游区的建设，曾经边远的凉山正在成为西部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也成长为全州重要的支柱产业。

      甘孜州是底蕴深厚的康巴文化发祥地。“十五”期间， 甘孜州把旅游业作为富民强州的支柱产业大力培育。特别是国家实施天保工程后，结合州情，该州及时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坚持发展生态经济，实施旅游兴州战略，全面加快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旅游资源开发中，遵循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确定了以海螺沟为突破口，突破一点（海螺沟景区），带动一圈（环贡嘎山旅游圈），辐射两线（南北两线）的发展思路。海螺沟景区的开发建设首先取得了重要突破和进展，为全州旅游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新路。进入21世纪，随着二郎山隧道贯通，全州通县油路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旅游交通、通讯、旅游接待设施等全面改善，旅游环境不断优化，甘孜州成为了备受海内外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迎来了旅游业的春天。2012年，甘孜州接待游客10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00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2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9500万美元;基本建成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核心区。随着康定机场的通航，旅游产业在雪域康巴必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后发优势。
　　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使旅游资源优势和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丰厚的文化资源，把旅游与文化、历史、生态结合起来，加快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而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直接为交通运输、宾馆饭店、商业网点、景点景区带来客源，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而且带动和影响农林牧渔、城市建设、加工制造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能衍生出一些新的产业。对于发展人文特色的生态旅游业，必须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高旅游业的知识技术密集度和品牌效应，增加旅游业的附加值，以发挥旅游业的关联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促进民族文化繁荣，促进对外开放，促进民族地区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依托生物资源和民族医药文化发展民族药业模式
      我省民族地区是我国第二大藏区，著名的南派藏药发源地，也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以藏医药、羌医药、彝医药为主的民族医药资源独具特色。藏医药主要分布在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的木里县。甘孜州的德格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南派藏医的发源地。羌医药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阿坝州的茂县、理县和松潘县镇江关、黑水县西尔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等地。彝医药在四川的分布主要在彝族聚居的凉山州和攀枝花的彝族自治县。各民族医药文化积淀厚重，资源富集，在保护、挖掘和传承的基础上，都具有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巨大价值。尤其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很多名贵动植物药材和濒危珍稀药材均集中产于此，藏、羌、彝族药材资源也比较丰富。据统计，四川名贵中药材有2/3产于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还有藏药1000多种，彝药1000余种，羌药600余种。到2012年，我省民族医药机构共有39所,其中独立民族医疗结构21所、民族医药科研所7所、民族医药教育机构11个,从事民族医药工作人员达1387人。
      少数民族药业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对于解决边远山区和牧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地区县医药产业发展往往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丰富的医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目前，制约少数民族药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民族医药缺乏重视、定位不清、难以形成重视民族药业发展的共识，使民族地区的宝贵自然资源停留在“草”的阶段。由于资金、人力、技术投入不足，一些具有少数民族优良传统的药业严重萎缩，技术不达标的药业被关、停，部分地方药品批号被取消。因此，发展民族药业，应该首先加强政策上的支持力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特殊政策，对民族地区行之有效、长期使用的药品予以依法生产许可，并设立扶持资金；其次，加强民族药业的技术研究投入，创造有利于民族药业生产技术化、科学化的条件，提高生物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等现代化手段进行宣传、销售，突破时空的限制，降低成本。

（五）结合灾后重建实现产业升级模式
      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民族地区汶川和北川等9个县受到严重损失。其中，阿坝州占到8个县。如何进行灾后重建和在短期内恢复经济，成为受灾县首要的工作任务。汶川地震已经过去近6年，灾区县通过灾后重建和对口援建，项目不仅恢复到灾前产业水平，而且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转型，工业和旅游业得到较好发展。
      汶川县是由广东对口援建，汶川的产业恢复项目共28项，援建投资约6.74亿元，坚持输血与造血结合，扶持汶川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工业、农业、商贸流通业和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业。如三江乡、水磨镇从一片废墟变成国家4A景区，其中水磨镇还被联合国人居环境理事会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震中映秀镇、县城威州镇正在努力打造国家5A景区。同时，四川在广东开展重建招商活动，川粤两省70个合作项目签约，投资总额357.85亿元。2010年，广东—汶川工业园开园暨首批企业入园仪式在成都·阿坝工业园区举行广东-汶川工业园，规划面积4.5平方公里，投入4亿元援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汶川灾区产业恢复重建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大调整，是产业结构的大升级，为汶川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此外，借助灾后重建的契机，民族地区的旅游景点得到打造升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理县和茂县着力建设精品村寨，大力恢复旅游生态产业。理县依托藏羌文化走廊建设，全力打造精品旅游村寨。如桃坪乡桃坪村、薛城镇较场村、甘堡乡甘堡村、朴头乡朴头村、夹壁乡猛古村、米亚罗镇八角碉村等一大批村寨，已向广大游客展示出迷人的魅力。茂县在完成牟托、坪头等精品旅游村寨建设的基础上，又推出南新镇安乡村、凤仪镇水西村、甘青村等精品旅游村寨。

四、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一）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与全省差距较大
      民族地区大多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加之长期以来受自然、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四川民族地区多数县域经济指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四川民族地区人均水平与全省人均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
　   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偏低。2012年，51个县人均GDP为18155元，比全省的平均水平低11453元，仅相当于全省人均水平的61.3%，这一比例在2010年为71.5%、2011年为72.8%，可见，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的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差距在拉大。2012年，51个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00元，比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707元，这一差距在2010年为515元、2011年为636元。由此可见，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在显著扩大。2012年，51个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990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1011元，这一差距在2010年为1019元、2011年为1099元。可以看出，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始终存在较大差距。
      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结构层次亟待提升。目前，多数县存在第一产业持平、第二产业粗放、第三产业滞后的局面，三大产业之间关联度小。2012年，51个县GDP中，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为19.6:50.4:30.0，而全省平均结构水平为13.8:52.8:33.4，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省2.4个、3.4个百分点，其中，二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能源、矿产等初加工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

（二）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全省51个民族县主要分布于西部山地和高原，资源禀赋各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的差异。从总量上看，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西昌市达334.04亿元，而最低的炉霍县仅为4.07亿元，最高县是最低县的82.07倍；财政收入最高的西昌市为28.82亿元，最低的壤塘县仅为0.15亿元，最高县是最低县的192.13倍，县与县之间的差距巨大。从发展速度上看，2012年，民族地区有41个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超过10%，同比增速最高的县甚至超过30%，如黑水县同比增速为39.5%、泸定县同比增速为35%；但某个县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了7.9%；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中有22个县GDP增速低于全省12.6%的增速。
      人均水平的差异。在主要人均指标中，县与县之间悬殊较大的是人均GDP。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人均GDP最高的汶川县达到45762元，比县域平均水平高27607元，而人均GDP最低的某个县仅为6513元，比县域平均水平低11642元，最高县是最低县的7.03倍。
      经济结构的差异。从四川民族地区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看，2012年，51个县中第一产业比重最低的某个县为5.0%，最高的某个县则达56.7%；第二产业比重最低的某个县为9.3%，最高的某个县则达75.7%；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某个县为15.5%，最高的某个县则达74.3%。

2012年不同发展层次县主要指标对比

（三）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不足
1.民族地区工业经济水平不高
      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迅猛。2012年，民族地区51个县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但同时，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省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已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主导产业单一。四川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物质基础决定了民族地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以水电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这种发展模式已根植于民族地区的发展脉络中，逐渐形成了资源依赖型经济，导致民族地区主导产业单一，个别县甚至没有支柱产业，难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产业规模小。从总体上看四川民族地区工业规模小，数量少，平均产值低，未形成规模效益和集群效应。工业增长方式没有摆脱资源型、粗放型增长模式，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大都集中在能源类、基建类，且基本上还处于对自然资源（如矿产等）进行初加工的传统工业发展初级阶段。部分县没有发展工业的条件。有32个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在10个以下，其中有11个县甚至一个规模以上企业都没有。三是产业资金投入不足。其一，政府投入不足。四川民族地区政府虽然逐年加大了资金投入，但由于财力相对薄弱，加上资金投入方向较为分散，专项资金少，相对于目前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需要，对产业化的投入还显得不足。其二，企业投入不足。一则企业自有资金不足，投入少。由于企业产业化投入大，企业没有足够资金，投入有限。二则企业融资难。民族地区虽有相关政策支持，但企业贷款仍然比较困难，发展产业资金不足。四是产业发展科技支撑不足。主要表现在专业人才缺失，缺乏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新技术普及难度大，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2.产业园区集聚效应不明显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纷纷借鉴较发达地区发展经验走上了发展县域产业园区的道路，试图将其建成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成阿工业园区、甘眉工业园区、康泸产业集中区、西昌钒钛产业园区等。尽管许多县域产业园区为四川民族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区位相对闭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内外生产商的激烈竞争等原因，仍与目标期望存在较大差距。
      第一，发展条件特殊导致园区定位规划难。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都低于国内、省内的中等水平，而且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复杂性等特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四川民族地区在日益激烈的新市场分工中处于受控制、被选择的地位，从事价值链低增值环节的企业集聚的县域产业园区很难实现既适应市场化竞争，又加速民族地区发展的科学定位。在产业园区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规划的可行性欠缺和不确定因素影响，被迫更改规划，或边规划、边审批、边施工、边发展，产业定位不明确，很难实现统筹协调发展。
      第二，入园企业规模小、质量差、关联弱。四川民族地区县域产业园区企业主要源于区域原有企业和招商引进的新企业。就吸引本地企业入园而言，四川民族地区由于产业技术含量低，企业发展倾向于依赖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但是资源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就招商引资而言，民族地区由于区位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客观因素导致投资经营环境往往步人后尘，招商引资举步维艰。尽管通行的做法是对进入产业园区的企业和项目给予税收、土地、项目前期经费等优惠政策和扶持，但是许多投资商的投资决策已从注重政策优惠向注重综合经济发展环境和战略发展利弊转变。民族地区为促进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只好重视产值、税收、出口总额等数量指标，轻视内在竞争力、发展可持续性、创新能力等质量指标，一再降低企业准入条件，较少对企业考核与限制，导致园区沿袭粗放型模式发展。企业源的弱质性必然导致入园企业参差不齐，缺乏整体竞争力。入园企业的盲目性导致主导产业不明确，产业关联度不高，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洼地和辐射带动能力。

3.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企业融资难
      发展县域产业园区需要巨额资金，资本形成不足深刻制约着产业园区发展，主要体现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财力不足和企业融资难。产业园区要为入园企业和项目创造条件，需要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民族地区是金融发展的弱势区域，没有完善的吸收民间资金、外地资金和外资的融资机制，产业园区管理机构的融资手段只有银行贷款、其他单位借款、内部集资。园区建设所需政府投入的资金与县级财力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很难推动园区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园区企业的融资手段主要有银行贷款、各类计划项目拨款、贴息贷款、申请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缺乏直接融资手段，缺乏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新的投融资方式，导致企业融资难，资金缺乏。
（四）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困难较大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测算四川民族地区51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等指标，对四川民族地区51县达到全面小康的难度进行分析发现：51个民族县中得荣、石渠、巴塘、理塘和壤塘等31个县（同时是连片特殊困难区的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必须以19.0%及以上的速度增加，才能到2020年实现15000元的目标，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而过去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19%，甚至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见附表3）。要实现全面小康，必须采取超常规措施、跨越式发展县域经济。

（五）民族地区产业政策和机制不佳
1.重基本建设轻企业竞争力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投资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政策性资金的支撑，政策性资金更多的偏重基础行业（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直接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投资很少。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从稳定连贯程度看，农业发展政策稳定程度高于工业发展政策，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性强，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注，但也带来相应的弊端。政策是外生的，而非基于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且鉴于四川各少数民族县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依据比较利益原则基础所构筑的产业发展政策，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活动关联程度甚微，使少数民族经济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互隔离，难以真正带动促进少数民族自身的变革与发展。
2.工业集中发展的协调不够
民族地区由于工业用地分布不均匀，产业园区是加速工业化的重要载体。民族地区既有市州一级的工业园区，也有县级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给所在县带来了工业产值和税收收入，但其他县则受益不多。县级工业园区并非每个县都有条件，而且即使有的县，也存在园区管理机构在运行中与县级各部门间、与园区所在乡镇间的关系尤其是税收分配等方面的突出矛盾。近年来，虽然四川一些民族县采用飞地产业园区模式将园区建在离区域中心城市更近的县，健全了企业发展所需的包装、仓储、物流、信息、融资担保等服务体系，提高了企业间分工协作度，降低了交易费用，实现了产业集群升级，但这种政府主导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导致政府职能负荷过重、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内在发展能力等问题。

（六）民族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相对较低
      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在对外开放中相对落后，首先是地理因素，四川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地方，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约束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历史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相对落后，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事业的落后，如人才的不足、科学水平的落后以及其他社会事业的落后，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对外开放。最后是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但是进入西部的很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外资的总数不到总数的5％，加之四川民族地区占全省外资利用总额比例小，地区分布不均；利用外资的结构存在缺陷，产业分布不合理，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含量较低，主要集中于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造业，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项目很少；外资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体现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还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水平。
总之，四川民族地区各县大多远离区域中心城市，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很多亟需改造的基础设施无财力投入；各类项目配套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筹集困难；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等软实力方面存在诸多劣势，同时面临高级人才紧缺、人才资源匮乏的矛盾和问题，均限制了四川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产业园区建设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五、加快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重点任务与对策建议
（一）总体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全局，围绕全省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总目标，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坚持绿色发展、集聚发展、内涵发展、开放发展的战略思路，着力加快矿产开采与深加工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特色农牧产业、民族旅游产业、民族医药产业五大主导产业，注重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外部帮扶与启动内部活力相结合，解决当前困难与增强发展后劲相结合，把加大多元投入、强化政策支持、注重人才培养、改善发展环境作为综合举措，逐步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发展战略
1.保护生态屏障与发展生态经济并重，实现绿色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地处大江大河的源头，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一些地区生态环境已十分脆弱，一旦破坏损失不可估计。因此，发展经济必须始终坚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把建设绿色生态屏障与发展绿色生态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结合区域地形地貌和资源特征，大力改善民族地区的交通设施条件，大力培育生态旅游、有机农业、清洁能源等生态产业，创建高原生态城镇，弘扬生态文化，运用生态学规律全面指导社会经济活动，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循环经济发展路子。坚决摒弃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竭泽而渔式开发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的双赢。

2.引导产业集中与优化人口布局并重，实现集聚发展
      地广人稀是四川民族地区的特征之一，配套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大、可预期的利用率低，这已成为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必须树立集聚发展的新理念，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人口。要精心编制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双集聚规划，将下山脱贫、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作为县域经济集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要精心实施下山转移安居工程，紧抓全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契机，把高寒地区、偏远山区、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的农民脱贫致富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做好人口统计、登记以及转移就业培训工作，落实搬迁补偿与社会保障各项政策，探索移民新村建设和社区管理新机制。要精心培育产业集聚区，按照工业空间向重点发展区布局、产业向工业园区集聚的思路，吸纳异地转移农民就近就业与创业；把建设草原、山区的规模化农牧场和产业基地作为主攻方向，鼓励农民搞规模经营，实现变人口的自然分布为经济分布，变产业的分散布局为集聚布局的发展新格局。

3.大力借智引资与推动创业并重，实现提升发展
      民族地区尽管有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但其发展也受到信息闭塞、科技落后、人才缺乏等因素严重制约。要在短期内突破这些瓶颈，必须实行借力发展和自我发展有机结合。依据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确定科技攻关和集成创新的重点，从涉农院校、省市科研机构、大型农业企业中遴选首席专家组建研究队伍，出台人才引进激励政策，形成了一位专家、一套政策、一批项目、一个产业的新格局，填补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洼地。对外招商引资，要完善科学决策、双重考核、项目准入机制，实现由引资向选资的转变，污染环境、高耗能、破坏资源、只建房不生产的“圈地”项目坚决不予引进，规模大档次高、产业整体性转移、高新技术项目优先引进。多种途径引导当地民众创业创新，提高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鼓励在外经商办实业的人才回乡创业，鼓励农村能人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基地和农产品精加工业，鼓励支持大学生村官、中专职高生自主创业，不断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才智力支撑。

4.注重特色品牌建设与实施走出去并重，实现开放发展
     民族地区工农业、旅游业产品地域特色鲜明，但由于有品无牌、有牌不响或者响声不亮，导致产品流通范围有限、产业层次不高、产业链后续效益无法实现。因此，必须树立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加强推动产品品牌化、产品大流通，进而通过产品产业发展，带动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大流动、大协作，最终实现雪域高原与外界的无障碍互通。要根据矿产资源产品、高原农牧特色产品、文化旅游产品等不同主导产业产品的规模、特色和优势，科学确定品牌的建设目标, 把大众品牌、精品品牌、知名品牌和强势名牌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放眼国际市场、准确定位消费群体，通过市场经营主体运作、政府媒体宣传、中介组织运作以及产品展销会、博览会等多元力量和平台，全方位推进民族地区特色产品的营销。要做好产品营销和流通的软环境建设，重视原产地商标注册、地理标识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和利用，建立立足川西、辐射全国各大中城市、延伸周边国家的跨区域、渗透性强的现代物流产业，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特色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占有率。

（三）重点任务
1.优化发展矿产开采与深加工产业
（1）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发展新型工业
      建设工业园区是培育产业集群、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和载体。四川民族地区应紧抓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精深加工、农牧产品的精深加工为核心，完善阿坝高载能经济开发园区、炉霍农副土特产品加工园区等已有工业园区设施和服务,按照布局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等新的产业园区。示范引导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城镇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县域经济空间拓展和经济发展的增长点，逐步形成以新能源产业为先导、电冶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农产品加工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格局。注重与产业园区周边区域的合作，探索完善飞地工业园区建设模式，实现互补互利、共享共赢。
（2）依靠科技加快工业强县转型升级
      加快工业强县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突出全局性、长远性和科学性，实现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和提升资源产品的科技含量，科学搭建民族地区新型工业集聚发展的新平台。要做好矿产资源利用战略和规划制定工作，适时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进行宏观调控。积极开展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全面推进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深入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引进和培育一批本地行业内的龙头骨干企业和省内知名的大企业大集团，力争一批市场竞争力强、技术水平高、对地方贡献大的企业上市。
（3）加快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
      严格按照《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规划（2013—2017年）》要求，以会东、会理、南部三县为核心，大力推进发展交通设施发展，统筹做好实验区内的功能划分，实现错位发展、互补发展。以各类项目为集成和整合载体，发挥项目在凝聚人才、整合资源、协调各参与主体中的中心作用。加强部省市的会商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用好各项专项资金的基础上， 吸引受益单位、社会资金投入，鼓励金融资本、风险资金提前介入试验区建设，分批推进攀枝花钒钛铬钴产业基地、凉山稀土科技产业园等三大基地、六大园区重点项目，打造钒钛及有色金属资源开发总部经济。

2.合理有序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1）促进水电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加快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流域开发，逐步形成水电产业，带动沿江沿河县域经济发展。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生态功能、环境功能和景观功能的综合开发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的技术经济最优的水利工程目标，真正体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在不宜进行水电项目建设的国家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区、国家生态功能区以及其他需要进行保护的区域内，划定保护河段和保护流域区。在经过评价和论证可以进行水电建设的地段，也应制定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小，同时应鼓励和促进水电开发商进行配套的生态经济和生态旅游项目开发。
（2）大力发展新型能源
      高原地区的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丰富，但长期以来受被忽视。今后，应将其作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培育。重点提升和扩容已有水电站，加快推进风电项目和光伏发电项目，规模化推进乙醇、沼气等生物质燃料项目。积极整合国家水电管理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力量，以攀西地区为核心打造清洁能源总部经济。积极探索能源收益共享机制，在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资源开发中，探索实行当地享受优惠价格政策，通过合理参股、资源就地转化、企业就地注册等方式，支持当地发展。

3、做精做强特色农牧产业
（1）科学定位，走高效生态农牧业发展之路
     把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土地资源、山林资源、水域资源优势的特色种养业、特色林果业、特色水产业培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面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都好的绿色富民大产业。加大对民族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的粮油、蔬菜、林果、食用菌、藏药材以及牦牛、藏猪、藏鸡、藏羊等主导产业的基地建设，取得一批地理标志产品和有机食品认证，着力打造精品农产品。针对市场对绿色安全农产品数量和质量上需求的提升，打好雪域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好、产品品质高的先天优势王牌，积极开拓高端农产品市场，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2）优化布局，推进特色产业镇村建设
     按照区域化布局、园区化建设、标准化生产、合作化联营、产业化经营的思路，以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区和精品农业园区建设工程为载体、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为经营主体，大力推进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基地和农产品市场物流基地建设。全面提升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水平，把建设蔬菜村、茶叶村、水果村、养殖村、食用菌专业村、牦牛村等特色产业村作为帮扶低收入农户的最重要举措。对低收入农户集中村要加大特色产业发展的补助力度，使绿色特色产业成为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主要途径。
（3）科技带动，加大科技扶贫力度
      进一步实施低产低效菜园、茶园、果园、竹林、牧场技改提升工程，确立实现5年亩产效益翻番的新目标。切实加强产学研、农科教结合的农林推广队伍建设，大力推广和普及首席专家、农技推广教授、科技特派员、责任农（林）员、产业农技员（农民技术员）相结合的农技推广体系。继续实施和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按照民族地区乡镇的特色绿色产业要求派驻对口的科技特派员。

4.优先发展民族旅游产业
（1）找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定位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独具特色，生态旅游发展具有良好的资源基础，但也必须看到该地区海拔高、经济贫困、生态脆弱、可进入条件差、景区分散、空间距离远、文化环境脆弱，产业开发不能走传统的老路，务必考虑到生态问题和文化保护问题，要把资源开发、文化展示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挖掘雪域高原生态旅游的精髓和内涵，激发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和自身生存环境意识的反思，走高品味、可持续的路线。同时，作为区域主导产业的定位，要把生态旅游业作为民族地区富民强县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加以重点培育，把其建设成为川西地区的黄金旅游带，大力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业、牧场旅游业、古镇古村游、民族风情游、农林采摘游和红色旅游等特色生态旅游业，形成养生、休闲、度假、养老等多种功能的新型旅游业态。
（2）促进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少数民族的饮食、建筑、服饰、节庆等对国内外旅游者来说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是文化价值极高的旅游资源。四川民族地区必须深度挖掘和紧紧围绕本地文化特色来发展旅游业，可结合国家建设香格里拉旅游区、红军长征旅游线，推进川西高原藏、羌、彝特色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结合发展文化产业、旅游营销和旅游商品开发，将昆仑神话、格萨尔史诗与传说、藏羌彝民族文化、大熊猫文化与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结合，建设一批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和文化生态旅游区，搭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平台。
（3）促进当地社区参加与企业开发有机结合
      当地社区与当地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关系最为密切，社区参与对于生态旅游发展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旅游区的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补偿他们因为迁出或退耕还林的损失，同时，通过举办培训，学习相关知识，可以吸纳参加生态旅游区的护林、巡视等保护管理工作，也可以激发他们就地创业就业，发展旅游服务产业，如导游，餐饮等。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投融资，应在明确景区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可借鉴九寨沟、西昌市景区市场化开发思路，在三个自治州继续选点和规划，开启民营资本投资川西生态旅游业的新篇章。

5.加快发展民族药业
      少数民族地区药业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对于解决边远地区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寻求天然药物和自然疗法的渴望十分强烈。以天然药物为主的传统民族药业，因无明显的毒副作用，安全有效而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重视，因此，民族药业资源的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
（1）提高民族药业发展地位
      要坚持把藏医药、羌医药、彝医药资源的开发列入全省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之中，加大对民族药业资源的开发力度，将全省民族药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以及生产企业和单位联合起来，共同进行藏药的研制和开发。
（2）推进民族药业发展方式转变
      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民族药业基础理论指导下，按照现代制药工艺要求，建设现代化的民族药业生产企业，改变分散和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上档次、上规模，实现规模效益，加快向集约型经营转变，走质量效益型的道路，推进民族药业资源开发的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
（3）拓展民族药业社会影响和市场空间
      进一步加强宣传，积极开展学术交流，适时创办学术刊物，活跃学术空气，提高川西民族药业的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同时，要研制既符合现代药品要求，又具有传统特色的高效、速效、安全、方便的现代新型民族医药品种，建立统一规范的民族医药产、供、销体系，不断拓展市场空间，使藏药资源开发成为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配套政策
1.强化财政转移支付和重点县支持政策
（1）完善一般转移支付模式，增强县级财力
     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向民族地区倾斜，实施分类分档激励奖补机制，提高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转移支付新机制，省财政今后5年对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第三集团的木里、北川等28个县进行重点扶持，建议每年财政直接拨款1个亿，主要用于增强这28个重点县内生机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保障和加快新农村建设四个方面，促使这些特别困难县加速发展。逐步提高一般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比重，使财力向市县下沉，取消中央、省级项目要求县级财政配套一定比例资金的要求，改善基层财政状况，增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2）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专项扶贫资金
      进一步加大民族地区扶贫专项资金扶持力度，继续支持高寒地区、偏远山区、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转移搬迁，扶持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发展特色种养业、乡村旅游业，支持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制度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等工作。明确各级政府投入扶贫开发的资金规模和比例，省本级每年新增财政资金部分的20%主要用于扶贫开发；市、县两级财政可在每年新增部分不低于25%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
（3）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创新贫困地区财税制度
      改革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对连片贫困地区县市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应更加注重地区经济长期增长和地区社会进步，如县市市场经济的开放程度与公平程度、高效的政府服务、规范的法律环境、县市基础设施投资的绩效评价、县市科教文卫支出水平及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状况等。改革和完善创新连片特困地区税制，合理划分省与市县间的税收。贫困地区的森林、矿产、水电等资源丰富，可将资源税作为主体税种，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模式。将彝族、羌族地区纳入省财政不参与藏区、地方税收分享、对藏区实行递增不足的政策体制内，对其行政性收费、专项收入、政府性基金等财政分享收入，原则上全部通过专项项目获结算补助安排返还原地。
2.强化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政策
（1）强化银行业对民族地区信贷支持
      各级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民族地区辖内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指导，合力做好民族地区的资金保障工作。央行可允许民族地区县域金融机构在达到存贷率（如50%）或新增可贷资金70％用于本地后降低1-2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整合各种支农惠农的政策资源，不断探索支农新方式；商业银行（如农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对这些地区的信贷配额实行倾斜，重点支持块状经济、绿色经济、特色产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农业发展银行、建设银行要着重支持农业产业化、绿色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推动邮储银行做大农村信贷业务规模，促进欠发达地区邮政储蓄资金回流；要较大幅度地增加民族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社和扶贫资金互助组织等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探索新型合作金融扶贫的新路子。
（2）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
      加大民族地区企业上市的培育工作，优先支持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中的龙头骨干企业上市，推动股权投资、信托、融资租赁等非银行金融业务的发展；试点发展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完善、推广林权抵押、承包农地抵押、农房抵押等特色贷款业务，建立、规范农房、林权、集体土地等抵押登记及流转平台；细化融资产品分类，灵活采取信用、担保、抵（质）押方式，提供与特色农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等小额贴息贷款等融资产品。探索引进BOT、TOT等融资方式，加快设立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投资基金，满足该地区城市建设、旅游产业、公用事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规范和做大市县政府投融资平台，加大资源整合、政策扶持和外部监督。
（3）拓宽欠发达地区保险服务和融资担保
      增加省财政对民族地区农业保险的补贴。逐步扩大山区特色农产品保险范围，将条件成熟的列入省级农产品保险目录；加快发展保障型人身险产品，与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配套，大力发展鲜活农产品运输保险、旅游责任保险、环境污染责任险、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等各类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积极发展以政策性担保、互助性担保为主，商业性担保为辅的融资性担保体系。县一级建立由财政出资为主设立的政策性担保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担保机构，乡镇一级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助性担保机构，村一级探索以村为单位的互助担保合作社。
3.强化人才科技支撑政策
（1）健全民族地区人才定向培养制度
      建立免费职业教育培训制度。由财政建立专项资金支持各类职业院校和电大，开展农村成人双证制教育培训、农民大学生和乡村医生免费培训教育；实行欠发达县农民子女免费就读中高等职业学校政策，进一步落实好就读省内涉农大中专院校与涉农产业相关的技术类专业免学杂费政策。实施农村专业人才培训计划。加强对民族地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领办者、行业协会带头人、家庭工业创办人、农家乐经营业主、农村经纪人等各类人才培训，造就一支具有较强创业就业能力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2）加强对欠发达地区人才支持
      要建立省级机关和发达市县领导干部到民族地区轮岗任职锻炼的制度；建立省级和发达地区地级市的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的主持医师、高级教师、教授、专家、研究员到民族欠发达地区服务的制度。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对长期在贫困地区工作的干部要制定鼓励政策，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切实改善欠发达地区教师待遇，对在欠发达乡镇、村任教的教师，给予艰苦岗位专项补助。
（3）加强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
      加大科技研发经费投入，省财政要逐年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主导产业、绿色特色制造业和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急需共性关键技术攻关科研经费，省农业部门实施的种子种苗等相关工程对民族地区给予倾斜，省工业技改资金也要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强科技成果推广和投资机制创新，广泛开展以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主线的科技促进行动，积极打造民族地区的技术转移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科技园区、孵化中心等机构，继续完善以科技特派员制度，帮助民族地区做强支柱产业；积极拓宽民族地区科技融资渠道，鼓励以民族地区的企业为主体建立民族地区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支持民族地区高科技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在中小企业和创业版上市筹资。加大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推进标准化进程，把发明专利作为科技项目立项和绩效考证的重要内容；加强引导民族地区区域优势农产品的品牌培育，鼓励注册使用农产品证明商标和原产地标识，鼓励科技企业申报省知名商号。

4.强化产业扶持政策
（1）扶持特色农牧业发展
      加大现代农业园区和特色产业村建设的扶持力度。农业、林业、渔业部门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精品农业园区的项目以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五分之二以上，要放到民族地区。新建和改造一批特色农产品基地，培育一批特色产业专业乡和专业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当放宽民族地区家庭农场、市级合作社认定标准，在产业发展贷款、农业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优惠，对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合作社，给予地方所得税退税的优惠政策；鼓励发达地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工商企业到民族地区投资开发特色农业，兴办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也可在税收、贷款等方面享受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建立专项产业改造扶持资金。对耕地、牧场、林地、山地流转设立专项奖励资金；设立民族地区大学生农业创业基金，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科技人才到民族地区创办农场企业的，给予创业贴息贷款支持。
（2）扶持绿色低碳制造业发展
     扶持优势特色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重点扶持循环型、资源节约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对生态环境要求高的高端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以优惠政策引导发达地区的这些产业和企业向民族地区转移，省级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工业技改资金、循环经济扶持资金的1/3用于民族地区；由州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推进民族地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计划，省里举办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出国培训班、高级工商管理研修班、成长型企业EMBA研修班等在名额分配上继续向民族地区倾斜，开展名家名师送教到企业活动。
（3）扶持民族旅游业、民族药业发展
      对草原旅游业、休闲农业、农家乐、红色旅游、养老度假等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对民族乡村的旅游景观道路列入省道路建设工程支持范围；对利用民族地区农林产品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循环经济开发项目，给予优先立项，优先安排建设用地，优先安排贴息贷款。对民族药业企业在当前流动资金贷款优惠利率、技改贴息和税收优惠基础上，进一步在药材原料基地建设、国内外市场开拓、专利申请等方面给予优惠。

5.强化结对帮扶政策
（1）完善区域结对帮扶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全省经济前10强县与民族地区特困县的规范化结对帮扶制度，明确“十三五”时期发达县每年拿出地方财政收入的1%作为对口帮扶民族地区特困县的扶持资金，并从产业转移、产业园区建设、劳动就业、教育卫生、人才支持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结对帮扶。地市州层面要在现有一般结对帮扶基础上，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有效方式上全方位地由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分别结对帮扶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
（2）完善省级单位和社会结对帮扶
省级机关和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省级国有企业、省级金融机构承担扶贫结对帮扶，对民族地区的低收入农户集中居中村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并建议派驻农村工作指导员，进行全方位的帮扶；引导证券公司、大型房地产企业、骨干民营企业也要承担结对帮扶的任务，与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结对共建，企业发生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外负担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6.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
（1）大力支持和推进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
      从进一步改善民族地区发展大环境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合理的安排大路网、大电网和大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对高速路网、铁路、机场建设项目给予重点资金扶持；支持以电网、有色金属开采等为重点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电网大通道建设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
（2）加强民族地区水利工程和水源保护
      加强水利规划和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地统筹做民族地区水利规划工作，按轻重缓急的原则，提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近远期分批建设目标，进一步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前期工作的帮扶机制，重点支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切实增加民生水利投入。“十三五”期间要在积极争取中央补助的基础，进一步提高水利基础设施特别是民生水利工程的省级配套资金补助比例，适当扩大省级配套资金补助的工程范围。进一步加大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的资金投入，确保“十三五”民族地区所有村庄都能喝到安全饮用水；加强对水利投融资政策的研究和创新，吸引民间社会资本投入到民族地区的水利设施基础建设中去。
（3）加强民族地区农村公路建设养护
      增加省级交通专项资金的供给，提高民族地区公路建设运行养护和站场建设水平。对民族地区的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由省实施专项补助；对民族地区的农村公路安保工程和桥梁改造工程实施特殊倾斜政策，由省级交通资金进行专项补助。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要按照县乡自筹、省市补助的原则，建立由财政一般预算投入、燃油税返还收入和其他资金组成的多渠道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筹措机制。

7.建立健全生态资源补偿政策
（1）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根据当前物价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程度，适当提高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政策中相关补助费、新增建设用地补偿费或耕地开垦费等标准。积极开展流域、矿产资源、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的四大生态补偿。综合采用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的途径和方式。政府补偿机制以财政转移支付、差异性的区域政策、生态保护项目（如沼气项目、清洁能源项目）实施和环境税费制度等为主要手段。市场补偿方式要积极探索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排污权交易、清洁认证产品加价销售等。重视贫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2）建立健全资源税政策
      提高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征收标准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率。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向资源开发型企业收取一定的资源税用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恢复及重建。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机制，将贫困地区上缴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全额返还地方，统筹用于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的生态治理恢复和发展。藏区要提高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资源税税额幅度上限。

8.完善推进新型城镇化政策
（1）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建设
      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实施绿色城镇建设工程。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推进土地、户籍、住房、社保等综合配套改革，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要素集约、功能集成，增强对周边农村的带动力和辐射力，支持和引导当地农民到县城和中心镇安居乐业，对民族地区的县城和中心镇建设的用地指标和土地整理项目，优先给予安排和立项。
（2）深入实施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按照省里关于幸福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美丽新村建设。继续推进大小凉山彝家新寨建设，开展甘孜九龙和宜宾、泸州、攀枝花、雅安民族乡彝家新寨建设试点。按照藏区新居建设规划，在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木里县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启动实施藏区新居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示范县和新村基础设施项目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建议适当提高民族地区新村建设的补助标准；鼓励引导中心村周边的自然村农户建房居住向中心村集中，允许宅基地异地置换到中心村；建立新农村建设融资平台，吸引社会工商资本参与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3）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利用新机制
      分区分类制定工业用地和农村建设供地标准，缩小城乡建设用地集约程度的差距。工业用地可参照西部地区标准，按《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10%-15%执行，也可试行以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为限设定工业用地出让标准；试行不同工业产业的弹性用地出让政策，对于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符合片区功能定位的产业和产业聚集区建设用地，允许以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开展农村土地利用集约评价，对于空心村整治、生态移民村搬迁或新民居建设周转用地节余指标，经批准可少量调剂给城镇使用的，其土地增值收益及时全部返还贫困区；积极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加大统筹城乡改革试点，探索农村耕地流转机制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制度，解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财产性收人问题，促进进城稳定就业农村人口的市民化。

附录：

注：表中所有价值指标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最后两列表格的数据为正，表示这些县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设定的15000元的水平，必须以比全省或全国更快的增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