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线建设历史看三线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陈东林

（发言稿）

从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一次重大战略部署，在中西部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湘西、鄂西、豫西等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投入了2052.68亿元资金，建成了近2000个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和几十个新兴工业城市。三线城市建设，对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扭转了内地城市的落后状态，为内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三线地区城市的兴起

三线城市建设，其宏观布局是“大分散”于11个三线省区200余县，又适度突出了“小集中”的布局原则。各省区的三线建设总体上是“靠近资源和原材料产地，大体沿着铁路两侧和江河两岸布点”。三线地区建成了8大新工业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工业区；以攀枝花、六盘水、贵阳、昆明为中心的川黔滇工业区；以西安、咸阳、宝鸡为中心的关中工业区；以兰州、天水、金昌为中心的兰州—天水工业区；以武汉、大冶为中心的武汉—大冶工业区；以十堰、襄樊、宜昌、枝城为中心的鄂西工业区；以洛阳、平顶山、焦作为中心的豫西工业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中心的湘中工业区。

以四川省为例，其三线项目“主要沿成渝、宝成、川黔、成昆等铁路干线两侧布点，一部分沿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布点”。分别规划建设了5个工业区，即以成都、绵阳、德阳、广元、乐山等城市组成的以航空、电子、机械、核工业等为主的川西工业区，以钢铁、造船、常规武器等为主的重庆工业区，以盐化工为主的自贡工业区，以内江、宜宾、泸州等城市组成的以煤炭、机械、天然气为主的川南工业区，以攀枝花、西昌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攀西工业区。

这些新兴工业区的崛起，进一步改变了新中国1964年近70%的工业、40.7 %的城市和54.4%的城市人口密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极度不平衡状况。

三线建设新建、扩建的主要城市

从1964~1980年，全国共新设城市56个，城市总数由167个增加到223个，增长33.5%，年均增长率约2个百分点。其中，内地新设城市29个，占同期全国新设城市的52%，年均增长率约3.1个百分点。 

三线建设新建和扩建的主要城市功能分类

三线工业城市的兴起，是此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主体。其中，资源型城市又成为重中之重。

三线建设的投资分配，除了军工以外，大多数都是资源型或者与资源型相关项目。按照1965年确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汇报提纲，各部门中三线地区投资的比例（有重叠），国防工业74%，冶金工业58%，铁道工业45%，电力工业40%，煤炭工业35%，石油工业30%，化学工业48%。到1980年底，三线地区钢铁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 27%；铝、钛、镍、钼、铅、锌、锡、单晶硅、铜、硬质合金等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纯碱、烧碱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5，硫酸占全国的1/3，化肥占全国的41%；水泥生产能力占全国的31%，平板玻璃占全国的27%。三线地区原煤产量由 1964年的8367.2万吨增加到1975 年的2.12 亿吨，占同期全国煤炭增长总额2.67亿吨的47.9%。三线地区资源型城市成为了国家继续发展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后东部优先发展的原材料、能源供给地。在三线新兴工业城市中有煤矿城市6个、石油工业城市3个、冶金工业城市17个、电力工业城市7个、化学工业城市10个。数量已经占到1980年全国城市总数223个的24%。

二、三线地区城市发展中的三次调整

（一）80年代起对三线企业和城市布局的调整改造

三线城市的兴起，同时就伴随着先天的问题。当时过度强调备战目的，采取“靠山、分散、进洞”企业选址原则，导致自然条件不佳，许多城市、城镇的企业发展难以为继。

1984年1月，国务院确立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排队，基本摸清了当时三线企业的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

1984年8月，国务院三线办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对第三类企业分别关、停、并、转、迁。主要是以下情况：

（1）企业所在地自然灾害频发、生活条件恶劣，危及生产和职工生命安全。如陕西凤县、略阳的6个研究所和一个医院位于山沟里，1981年8月在特大山洪和泥石流中被淹没，通讯、交通全部中断，外界难以抢救，损失惨重。还有一家厂三年之中竟然四次遭到滑坡，光应急治理就花费370万元。山西晋南一家军工企业，投产后工业用水和职工饮水都要派汽车队每天从几十公里外很远的地区运输，造成很大财力浪费，也影响了附近地区居民用水。

（2）选址布局过于分散，或是远离原料产地，不适合行业特点，造成极大不便。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加工装配另部件需要用汽车往返几十甚至几百公里倒运，有的企业车间和住宅区相隔十几里山路，职工上下班极为不便。还有的企业选址没有考虑本行业特点。如川东一家潜艇厂建在长江三峡上游，每年有1/3时间潜艇不能下水，入海试航要通过驳船装载通过三峡急流险滩，运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十分不便。

三线调整改造主要任务是调整那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产品无方向、生产科研难以为继的第三类企业，向原料产地方向、产品市场、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地区、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一部分三线企业迁移到中小城市孝感、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还有一部分技术密集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到贵阳、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长沙等省会大城市附近。

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取得了重要成效：三线企业的周边环境得到改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三线企业的调整搬迁，使一批长期受恶劣地理环境制约的企事业单位，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能够依靠自身优势，比较平等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逐步上升；促进了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职工队伍得到稳定，技术力量后继有人；促进了三线企业的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转型。调整改造使三线城市进一步集中，例如，四川众多三线企业向部分城市的搬迁，推进了“大成都、大重庆”城市群、广元—江油—绵阳—德阳、乐山—内江—自贡—宜宾—泸州城市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90年代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进一步调整。

1992年，中央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三线企业和城市又开始了向有利于市场发展方向的第二次调整。

（1）向产品市场搬迁。许多三线企业转产家用电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耐用日用品等民品，必须考虑市场因素，向人口较为稠密、市场购买力较高、商品运输较为方便的中小城市迁移。

（2）向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地区搬迁。三线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含量密集或高精度加工企业，为了稳定和补充技术力量，必须搬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教育单位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附近。有一部分只生产配件或需要地方工业为其协作生产配件的企业必须搬迁到周围有一定加工能力的工业区。

（3）向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三线地区企业中集中了国家电子、航天、核技术、信息通讯等产业，是1980年代起世界新技术潮流的前锋，发展日新月异，商机瞬息万变。然而，三线企业地处偏僻深山荒野，长期得不到先进技术情报和市场信息，面临落伍，实际上是无形的资产流失。因此，必须向与世界交流频繁的开放城市搬迁。

根据上述取向，一部分三线企业迁移到中小城市孝感、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还有一部分技术密集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到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长沙等省会大城市附近。同时，还采取了两项战略措施：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三线企业到沿海和中心城市兴办窗口企业。由设外贸管理、技术部门发展到设厂组装，由组装由发展到直接生产。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则由湖北十堰山沟里，直接搬家到武汉和广州。一部分三线城市出现了衰落。

（三）2016年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三线资源型城市和企业面临第三次调整。

2016年起，中央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如前所述，三线企业从其功能，可以分为三大类：机械制造业（包括军工和电子），社会公共服务类（包括铁路、公路、桥梁、水库，及科研院所），资源类（钢铁、煤炭、化工、电站、油田等）。由于西部的自然资源丰富，及当年战备的需要，资源型产业占据了三线建设的重要地位。

在前述的80年代第一次调整（即对外开放和军转民）中，受影响的，主要是加工制造类中的机械制造企业，因地理环境恶劣，无法生产和生存，军品需求锐减，造成经济效益多数不好。通过搬迁和重新布局、调整产品方向以后，这些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和缓解。资源类，因其地域性强，即使没有三线建设，也应在资源地建设，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产品需求很大，使得这类经济效益较好。

在前述的第二次调整（即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中，受影响的，主要仍然是产品不适应市场要求、经济效益不高的制造业，通过企业市场机制进一步调整改革和向市场发达地区的位置转移，也得到了提升。

而第三次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三线地区资源型城市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首先，去产能、去库存的主要对象，是占三线地区相当大比重的钢铁、电力、建材、化工、煤炭等资源型城市和企业。这些企业难以通过搬迁解决问题。其次，一部分资源型城市和企业，经过三线建设的投产几十年以来，已经出现了优质资源枯竭现象。如贵州六盘水市，高品位的富铁、煤矿逐步枯竭。再次，国际市场的变化。如石油价格的暴跌，带动其他资源产品的价格大跌。如转基因农产品的大量生产，化肥需求量下降，使拥有现代生产设备技术的重庆建峰化工集团生产尿素连年亏损。这些国际市场需求锐减的影响，也难以通过自身适应市场机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至于社会服务类，因其推动西部社会发展明显，绝大多数在继续使用中，两次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三、对攀枝花等三线资源型城市发展前景的初步分析。

（一）攀枝花市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

攀枝花市是以攀枝花钢铁集团的兴建而崛起为城市的。虽然现在攀钢对攀枝花市的贡献度越来越小，但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攀枝花市提出了“钒钛之都”、“阳光花城”、“康养之都”的城市品牌口号，标志着两种发展前景的结合。一方面，继续发展钒钛，特别是取得国际高水平核心技术的突破，是关键。如果能够生产出国际市场需求的高端产品，攀枝花市仍然能够以攀钢兴市，形成钒钛产品的加工制造基地。但如果核心技术长期不能突破，仍然徘徊在低端产品市场，那么将对“阳光花城”、“康养之都”的建设产生不很有利的影响。由于攀钢集团占据着市中心的位置，其产生的污染虽然目前得到有效控制，但长期发展看，这种城市中央冶炼工业、周围山区搞康养的布局是不太适合发展的。另一方面，如果放弃钒钛，专门走“阳光花城”、“康养之都”之路，也难以取得较好经济支柱效益。我曾经对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三线地区资源型城市进行了一些调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许多城市都在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园区、医疗康养的方向想出路，甚至到了蜂拥而来的程度。但多数并没有可靠的发展把握。而攀枝花市在这方面有优势，如阳光、气温、植物等。也有劣势，如缺乏著名的名胜古迹，交通相对不便。虽然兴建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将要打通向丽江的高速公路，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和改善，但单纯走旅游和康养之路，对于西部消费能力较差的城市来说，难以完全解决问题。

（二）结合两种发展前景，适度进行地域经济布局微调。

李克强总理前年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胡焕庸线”能不能破，怎样破？为我们三线地区的城市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所谓“胡焕庸线”，是指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一线”（或作“黑河—腾冲一线”）。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虽然目前对这条线能不能破，还有争论，但这条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视角，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三线建设的西北城市、企业不太成功，而在西南相对成功。

四川省，恰好被这条线比较均匀地一分为二，大致上从雅安到盐源，再到云南腾冲。线西北部的阿坝、甘孜等藏区，和线东南部地区的气候和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攀枝花市，在其线的东南不远。由此可以考虑：

首先，是从长远看，采取不同的经济布局重点，将攀钢和攀枝花市的工业，从城市中逐步向西北方向迁移，而把旅游康养的重点放在在东南方向。这方面，攀钢已经在西昌建立了新的工业基地，体现了远见。

其次，宣传城市形象，采取不同的针对性。建议对攀枝花市，尽量不宣传或者少宣传“钒钛之都”。虽然我们的环境治理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但对于全国和全世界不了解的人们来说，还是很难把钢铁企业和“阳光花城”、“康养之都”和谐地视为一体。这样也不会影响钒钛产品的销路。人们喝到鲜美的牛奶，谁会考虑那头牛叫什么名字呢？至于这会不会埋没了三线建设攀钢创业的英雄们，我想，既然毛主席在三线建设中给了我们一个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美丽名字，那么前辈们希望的不正是人民过上如花似锦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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