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与全省差距较大
民族地区大多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加之长期以来受自然、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四川民族地区多数县域经济指标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四川民族地区人均水平与全省人均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
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偏低。2012年，51个县人均GDP为18155元，比全省的平均水平低11453元，仅相当于全省人均水平的61.3%，这一比例在2010年为71.5%、2011年为72.8%，可见，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的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差距在拉大。2012年，51个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00元，比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707元，这一差距在2010年为515元、2011年为636元。由此可见，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在显著扩大。2012年，51个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990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1011元，这一差距在2010年为1019元、2011年为1099元。可以看出，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始终存在较大差距。
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结构层次亟待提升。目前，多数县存在第一产业持平、第二产业粗放、第三产业滞后的局面，三大产业之间关联度小。2012年，51个县GDP中，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为19.6:50.4:30.0，而全省平均结构水平为13.8:52.8:33.4，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省2.4个、3.4个百分点，其中，二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能源、矿产等初加工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
（二）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全省51个民族县主要分布于西部山地和高原，资源禀赋各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的差异。从总量上看，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西昌市达334.04亿元，而最低的炉霍县仅为4.07亿元，最高县是最低县的82.07倍；财政收入最高的西昌市为28.82亿元，最低的壤塘县仅为0.15亿元，最高县是最低县的192.13倍，县与县之间的差距巨大。从发展速度上看，2012年，民族地区有41个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超过10%，同比增速最高的县甚至超过30%，如黑水县同比增速为39.5%、泸定县同比增速为35%；但某个县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了7.9%；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51个县中有22个县GDP增速低于全省12.6%的增速。
人均水平的差异。在主要人均指标中，县与县之间悬殊较大的是人均GDP。2012年，四川民族地区人均GDP最高的汶川县达到45762元，比县域平均水平高27607元，而人均GDP最低的某个县仅为6513元，比县域平均水平低11642元，最高县是最低县的7.03倍。
经济结构的差异。从四川民族地区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看，2012年，51个县中第一产业比重最低的某个县为5.0%，最高的某个县则达56.7%；第二产业比重最低的某个县为9.3%，最高的某个县则达75.7%；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某个县为15.5%，最高的某个县则达74.3%。
表1 2012年不同发展层次县主要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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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县 |
最低收入县 |
最高收入县 |
最高是最低的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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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GDP（亿元） |
1594.56 |
4.07 |
334.04 |
8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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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亿元） |
130.04 |
0.15 |
28.82 |
19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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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元） |
18155 |
6513 |
45762 |
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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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19600 |
14559 |
23440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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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5290 |
3607 |
9018 |
2.50 |
（三）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不足
1.民族地区工业经济水平不高
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迅猛。2012年，民族地区51个县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但同时，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省民族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已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主导产业单一。四川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物质基础决定了民族地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以水电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这种发展模式已根植于民族地区的发展脉络中，逐渐形成了资源依赖型经济，导致民族地区主导产业单一，个别县甚至没有支柱产业，难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产业规模小。从总体上看四川民族地区工业规模小，数量少，平均产值低，未形成规模效益和集群效应。工业增长方式没有摆脱资源型、粗放型增长模式，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大都集中在能源类、基建类，且基本上还处于对自然资源（如矿产等）进行初加工的传统工业发展初级阶段。部分县没有发展工业的条件。有32个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在10个以下，其中有11个县甚至一个规模以上企业都没有。三是产业资金投入不足。其一，政府投入不足。四川民族地区政府虽然逐年加大了资金投入，但由于财力相对薄弱，加上资金投入方向较为分散，专项资金少，相对于目前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需要，对产业化的投入还显得不足。其二，企业投入不足。一则企业自有资金不足，投入少。由于企业产业化投入大，企业没有足够资金，投入有限。二则企业融资难。民族地区虽有相关政策支持，但企业贷款仍然比较困难，发展产业资金不足。四是产业发展科技支撑不足。主要表现在专业人才缺失，缺乏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新技术普及难度大，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2.产业园区集聚效应不明显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纷纷借鉴较发达地区发展经验走上了发展县域产业园区的道路，试图将其建成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成阿工业园区、甘眉工业园区、康泸产业集中区、西昌钒钛产业园区等。尽管许多县域产业园区为四川民族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区位相对闭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内外生产商的激烈竞争等原因，仍与目标期望存在较大差距。
第一，发展条件特殊导致园区定位规划难。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都低于国内、省内的中等水平，而且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复杂性等特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四川民族地区在日益激烈的新市场分工中处于受控制、被选择的地位，从事价值链低增值环节的企业集聚的县域产业园区很难实现既适应市场化竞争，又加速民族地区发展的科学定位。在产业园区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规划的可行性欠缺和不确定因素影响，被迫更改规划，或边规划、边审批、边施工、边发展，产业定位不明确，很难实现统筹协调发展。
第二，入园企业规模小、质量差、关联弱。四川民族地区县域产业园区企业主要源于区域原有企业和招商引进的新企业。就吸引本地企业入园而言，四川民族地区由于产业技术含量低，企业发展倾向于依赖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但是资源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就招商引资而言，民族地区由于区位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客观因素导致投资经营环境往往步人后尘，招商引资举步维艰。尽管通行的做法是对进入产业园区的企业和项目给予税收、土地、项目前期经费等优惠政策和扶持，但是许多投资商的投资决策已从注重政策优惠向注重综合经济发展环境和战略发展利弊转变。民族地区为促进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只好重视产值、税收、出口总额等数量指标，轻视内在竞争力、发展可持续性、创新能力等质量指标，一再降低企业准入条件，较少对企业考核与限制，导致园区沿袭粗放型模式发展。企业源的弱质性必然导致入园企业参差不齐，缺乏整体竞争力。入园企业的盲目性导致主导产业不明确，产业关联度不高，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洼地和辐射带动能力。
3.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企业融资难
发展县域产业园区需要巨额资金，资本形成不足深刻制约着产业园区发展，主要体现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财力不足和企业融资难。产业园区要为入园企业和项目创造条件，需要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民族地区是金融发展的弱势区域，没有完善的吸收民间资金、外地资金和外资的融资机制，产业园区管理机构的融资手段只有银行贷款、其他单位借款、内部集资。园区建设所需政府投入的资金与县级财力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很难推动园区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园区企业的融资手段主要有银行贷款、各类计划项目拨款、贴息贷款、申请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缺乏直接融资手段，缺乏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新的投融资方式，导致企业融资难，资金缺乏。
（四）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困难较大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测算四川民族地区51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等指标，对四川民族地区51县达到全面小康的难度进行分析发现：51个民族县中得荣、石渠、巴塘、理塘和壤塘等31个县（同时是连片特殊困难区的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必须以19.0%及以上的速度增加，才能到2020年实现15000元的目标，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而过去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19%，甚至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见附表3）。要实现全面小康，必须采取超常规措施、跨越式发展县域经济。
（五）民族地区产业政策和机制不佳
1.重基本建设轻企业竞争力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投资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政策性资金的支撑，政策性资金更多的偏重基础行业（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直接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投资很少。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从稳定连贯程度看，农业发展政策稳定程度高于工业发展政策，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性强，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注，但也带来相应的弊端。政策是外生的，而非基于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且鉴于四川各少数民族县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依据比较利益原则基础所构筑的产业发展政策，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活动关联程度甚微，使少数民族经济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互隔离，难以真正带动促进少数民族自身的变革与发展。
2.工业集中发展的协调不够
民族地区由于工业用地分布不均匀，产业园区是加速工业化的重要载体。民族地区既有市州一级的工业园区，也有县级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给所在县带来了工业产值和税收收入，但其他县则受益不多。县级工业园区并非每个县都有条件，而且即使有的县，也存在园区管理机构在运行中与县级各部门间、与园区所在乡镇间的关系尤其是税收分配等方面的突出矛盾。近年来，虽然四川一些民族县采用飞地产业园区模式将园区建在离区域中心城市更近的县，健全了企业发展所需的包装、仓储、物流、信息、融资担保等服务体系，提高了企业间分工协作度，降低了交易费用，实现了产业集群升级，但这种政府主导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导致政府职能负荷过重、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内在发展能力等问题。
（六）民族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相对较低
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在对外开放中相对落后，首先是地理因素，四川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地方，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约束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历史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相对落后，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事业的落后，如人才的不足、科学水平的落后以及其他社会事业的落后，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对外开放。最后是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但是进入西部的很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外资的总数不到总数的5％，加之四川民族地区占全省外资利用总额比例小，地区分布不均；利用外资的结构存在缺陷，产业分布不合理，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含量较低，主要集中于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造业，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项目很少；外资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体现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还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水平。
总之，四川民族地区各县大多远离区域中心城市，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很多亟需改造的基础设施无财力投入；各类项目配套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筹集困难；经济、文化、教育和技术等软实力方面存在诸多劣势，同时面临高级人才紧缺、人才资源匮乏的矛盾和问题，均限制了四川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产业园区建设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