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省内其他县域相比较，我省民族地区主要集中于偏远山区，但同时也是具有潜在重要资源优势的一个特殊区域。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水利、旅游、生物等资源，但由于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等因素，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整体相对缓慢，形成了富饶的落后。再加上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既不适合单纯地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套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反映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民族性。因此，壮大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要立足于县情，科学运用区域经济、产业集群和比较优势理论，注重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市场为主导，突出重点产业，通过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旅游则旅游，实施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赶超和突破战略，从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

 通过对四川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的深入调研，考察了民族地区县域藏药生产企业、牦牛乳业生产企业、现代家庭牧场、水利资源开发企业和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等，实地了解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四川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主要有5个比较成功的模式。

（一）依托水电和矿产资源发展工业经济模式

我省是水利资源富集大省，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1.5亿千瓦，占全国水电力资源量的21%，名列全国第二，可开发量9166万千瓦，居全国第一，年发电量约为12571.89亿千瓦时，其中，1万千瓦以上河流共781条，95％分布在流经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的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和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在三州地区高度富集，分布面广且相对集中。以三江一河为干流的大小400多条河流中，可供开发的巨、大、中、小型水电站规模齐全，密度居全国之首。在三江一河上已规划的14座大型水电站中，就有8座在三州境内，分别是溪洛渡、瀑布沟、锦屏一二级、白鹤滩、乌东德、官地、杨房沟和卡拉，总装机容量达4870万千瓦。中型水电站星罗棋布，为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供了条件。如九龙县2002年的财政收入800万元，到2010年，财政收入约2个亿，主要是靠水电开发和经营收入。

 同时，由于独特的地质构造和地质特征，三州地区既是西南三江有色金属巨型矿成矿带，又是以钒钛磁铁矿为主的攀西古裂谷成矿带。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品位极高，埋藏浅，易采选。目前，已发现蕴藏有150多种矿产资源，黑色金属6种，有色金属及贵、稀金属矿17种，非金属矿21种。钒、钛、铁、稀土等11种金属矿产储量均居全国之首，其中钒钛磁铁矿，铁、钒、钛共生，并伴有铬、钴、钪、镓等10余种稀有贵重金属，铅、锌、铜、锡、稀土等有色金属矿储量极为丰富。仅在攀西地区，铁矿储量达100亿吨以上，占全国的70%；钒钛磁铁矿储量68亿吨 (其中钛矿储量65亿吨，占全国的93%，为世界储量的1/3；钒矿储量1500万吨，占全国的64 0%)。除钒、钛矿产资源在全国独具优势外，还伴有镓、镍、铬、铜、铂等多种有色和稀有金属。如凉山州总储量达103万吨的稀土金属矿床，排名全国第二。此外，还有大量的石灰石、白云岩、大理石、花岗石、石墨、耐火材料等建筑材料储量极为丰富，是发展我国材料工业最理想的基地。我省三州民族地区不仅是大西南的资源宝库，也是我国优势资源富集区之一，而且特别有利于综合开发水能和矿产，实现电冶结合联动发展,以形成独具优势的电力工业和高耗能工业。

总体来看，四川民族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都是主要依靠工业经济支撑强大县域经济实力。2013年，我省民族地区工业增加值较2012年增长13.45％，其中，有16个县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了50％，其中，峨边、会理、盐源、茂县、汶川、理县、黑水、九龙的比重超过了60％，谓工业经济县。如九龙县通过开发水利资源，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为76.3％，成为依靠水电强县比值最高的县。

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已经成为三州部分县的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然而，由于这些地区大多属于国家和省限制或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在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规划中，必然要受到一定约束。如何转变粗放卖资源和破坏性开采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资源科学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方面的平衡，是我省民族地区以资源为依托的县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因此，工业强县战略应该突出全局性、长远性和科学性。立足资源推进转型，拓展从资源开采到加工的产业链条以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建立具有分工与协作的区域经济关系，以此加速经济协调发展，壮大工业经济。同时，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未来资源保护。

（二）依托农牧业资源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模式

 我省民族地区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发展平原灌溉农业。但是，这些地区却拥有数量巨大的草原或耕地、良好的气候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为发展特色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13年，我省民族地区的壤塘、阿坝、理塘、美姑等17个县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超过了30％，远高于全省农业经济的平均水平。这些县可称为农牧业县。农牧业增加值比重偏大的另一个原因是不适宜或还没有发展起工业。

农牧业县不仅农牧业经济规模较大，而且近年来也发展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基地。阿坝州培育形成了优质蔬菜、特色水果（如汶川县的“三桃”，即猕猴桃、甜樱桃和核桃）、道地中药材、酿酒葡萄（如小金县的葡萄基地）、高原牦牛、优质肉羊、优质生猪等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州特色种植基地面积近100万亩，总产值18亿元，优质牦牛肉、奶产量分别达到5.3万吨和7.7万吨。甘孜州围绕特色产业打造优势农产品品牌，通过培育川藏高原绿色蔬菜品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构建起了东部精细农业、南部特色农业、北部生态农业发展格局，已经形成粮油、蔬菜、林果、食用菌、藏药材五大特色农产品和牦牛主、藏猪、藏鸡、藏羊四大特色畜产品产业优势，取得了一批地理产品标志和有机食品认证，形成了若干知名品牌。2011年，甘孜州的品牌农产品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市场的签约销售达到5.3亿元。“十一五”期间，我省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翻了近一番。2011年，甘孜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570元，阿坝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663元，凉山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537元，分别比2010年增长30.1%、24.6%、21.3%，增幅居全省前三位，是全省农民增收最快的区域。我省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在长期低水平基础上实现快速增长。

 从发展看，民族地区县农牧业的发展要把农牧生产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要从当地资源优势出发，注重特色农牧产品，按照风险共担的原则组织规划农牧业，形成大产业、进入大流通；围绕区域性特色产业，优化资源配置，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同时，通过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牧民的形式积极带动加工、储藏、运输、营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开辟农牧民就业渠道，形成新的收入增长点。

（三）依托生态和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模式

 我省民族地区拥有众多品位高、吸引力强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其中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旅游区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国家地质公园5个，3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 《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自然保护区，17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历史悠久的藏羌文化、彝族文化、康巴文化、摩梭母系文化。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省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增长点。

 随着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逐渐开发和旅游环境的改善，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已经得到不断壮大。2013年，有24个县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达到了25.5%-37.7%， 另有16个县超过了39％，其中，马尔康县的旅游产业在GDP的比值最大，占到了72.9%，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九寨沟，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为59.3%。九寨沟、黄龙、大熊猫三大品牌蜚声中外，阿坝州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自然遗产和生态旅游最佳目的地、大熊猫生态旅游目的地、藏羌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旅游目的地和红军长征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2012年阿坝州接待游客1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3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11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3亿美元，成为中国旅游第一州。

通过创国优和创4A，凉山旅游以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新异的旅游产品群和新型的旅游文化城崛起于中国西部。如西昌市2013年荣获国家湿地公园、2013最中国生态城市、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8个国家级荣誉品牌，2013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38.4亿元，占全市GDP的28.2%。2012年，凉山州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81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2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00万美元，建成中国彝族风情最浓的阳光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随着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和攀西阳光度假旅游区的建设，曾经边远的凉山正在成为西部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也成长为全州重要的支柱产业。

 甘孜州是底蕴深厚的康巴文化发祥地。“十五”期间， 甘孜州把旅游业作为富民强州的支柱产业大力培育。特别是国家实施天保工程后，结合州情，该州及时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坚持发展生态经济，实施旅游兴州战略，全面加快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旅游资源开发中，遵循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确定了以海螺沟为突破口，突破一点（海螺沟景区），带动一圈（环贡嘎山旅游圈），辐射两线（南北两线）的发展思路。海螺沟景区的开发建设首先取得了重要突破和进展，为全州旅游发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新路。进入21世纪，随着二郎山隧道贯通，全州通县油路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旅游交通、通讯、旅游接待设施等全面改善，旅游环境不断优化，甘孜州成为了备受海内外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迎来了旅游业的春天。2012年，甘孜州接待游客10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00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旅游2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9500万美元;基本建成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核心区。随着康定机场的通航，旅游产业在雪域康巴必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后发优势。

　　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使旅游资源优势和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丰厚的文化资源，把旅游与文化、历史、生态结合起来，加快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而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直接为交通运输、宾馆饭店、商业网点、景点景区带来客源，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而且带动和影响农林牧渔、城市建设、加工制造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能衍生出一些新的产业。对于发展人文特色的生态旅游业，必须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高旅游业的知识技术密集度和品牌效应，增加旅游业的附加值，以发挥旅游业的关联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促进民族文化繁荣，促进对外开放，促进民族地区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依托生物资源和民族医药文化发展民族药业模式

 我省民族地区是我国第二大藏区，著名的南派藏药发源地，也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以藏医药、羌医药、彝医药为主的民族医药资源独具特色。藏医药主要分布在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的木里县。甘孜州的德格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南派藏医的发源地。羌医药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阿坝州的茂县、理县和松潘县镇江关、黑水县西尔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等地。彝医药在四川的分布主要在彝族聚居的凉山州和攀枝花的彝族自治县。各民族医药文化积淀厚重，资源富集，在保护、挖掘和传承的基础上，都具有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巨大价值。尤其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很多名贵动植物药材和濒危珍稀药材均集中产于此，藏、羌、彝族药材资源也比较丰富。据统计，四川名贵中药材有2/3产于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还有藏药1000多种，彝药1000余种，羌药600余种。到2012年，我省民族医药机构共有39所,其中独立民族医疗结构21所、民族医药科研所7所、民族医药教育机构11个,从事民族医药工作人员达1387人。

 少数民族药业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对于解决边远山区和牧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地区县医药产业发展往往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丰富的医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目前，制约少数民族药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民族医药缺乏重视、定位不清、难以形成重视民族药业发展的共识，使民族地区的宝贵自然资源停留在“草”的阶段。由于资金、人力、技术投入不足，一些具有少数民族优良传统的药业严重萎缩，技术不达标的药业被关、停，部分地方药品批号被取消。因此，发展民族药业，应该首先加强政策上的支持力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特殊政策，对民族地区行之有效、长期使用的药品予以依法生产许可，并设立扶持资金；其次，加强民族药业的技术研究投入，创造有利于民族药业生产技术化、科学化的条件，提高生物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等现代化手段进行宣传、销售，突破时空的限制，降低成本。

（五）结合灾后重建实现产业升级模式

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民族地区汶川和北川等9个县受到严重损失。其中，阿坝州占到8个县。如何进行灾后重建和在短期内恢复经济，成为受灾县首要的工作任务。汶川地震已经过去近6年，灾区县通过灾后重建和对口援建，项目不仅恢复到灾前产业水平，而且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转型，工业和旅游业得到较好发展。

汶川县是由广东对口援建，汶川的产业恢复项目共28项，援建投资约6.74亿元，坚持输血与造血结合，扶持汶川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工业、农业、商贸流通业和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业。如三江乡、水磨镇从一片废墟变成国家4A景区，其中水磨镇还被联合国人居环境理事会评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震中映秀镇、县城威州镇正在努力打造国家5A景区。同时，四川在广东开展重建招商活动，川粤两省70个合作项目签约，投资总额357.85亿元。2010年，广东—汶川工业园开园暨首批企业入园仪式在成都•阿坝工业园区举行广东-汶川工业园，规划面积4.5平方公里，投入4亿元援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汶川灾区产业恢复重建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大调整，是产业结构的大升级，为汶川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此外，借助灾后重建的契机，民族地区的旅游景点得到打造升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理县和茂县着力建设精品村寨，大力恢复旅游生态产业。理县依托藏羌文化走廊建设，全力打造精品旅游村寨。如桃坪乡桃坪村、薛城镇较场村、甘堡乡甘堡村、朴头乡朴头村、夹壁乡猛古村、米亚罗镇八角碉村等一大批村寨，已向广大游客展示出迷人的魅力。茂县在完成牟托、坪头等精品旅游村寨建设的基础上，又推出南新镇安乡村、凤仪镇水西村、甘青村等精品旅游村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