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四川省县域经济学会 主管：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业务指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凸显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重要价值，在此背景下，贫困地区较为集中的民族地区也成为我国破解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主战场。2021年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将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
在乡村振兴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位一体”的综合战略体系中，文化振兴担负起了为“美丽乡村”铸魂的使命。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乡村文化现代化。而民族地区兼具“民族共同体”与“乡村共同体”两重特质，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具有更复杂的意蕴与使命，不仅要面临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更要面临民族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省，全省有藏族、彝族、羌族、土家族等十多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独特，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优越，但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滞后，为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谋发展，需要进行更系统、深入、审慎的思考与谋划。
近两年汶川县在乡村文化发展方面进行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创新实践，2021年10月，本课题组围绕“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汶川实践”主题，通过对汶川7个乡镇的深度调研、座谈、走访，深入探究汶川基层干部、当地村民、乡创从业者、非遗传承人、乡贤、返乡建设者等对于乡村文化发展的谋划与思考，旨在弄清楚汶川对于“发展乡村文化”怎么思？怎么做？遇到什么难题？如何破解？未来又将如何走向等问题。最终形成了“四川民族地区村文化发展汶川实践”调研报告，以总结提炼汶川乡村文化发展亮点、主要做法、典型经验，为全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参考与启示。
四川民族地区：包括四川省民族自治地区和四川省民族待遇县。四川省全民族自治地方有三个州和四个县，分别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木里藏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此外还有攀枝花市米易县、盐边县、仁和区、雅安市石棉县、宝兴县、汉源县、荥经县、宜宾市兴文县、珙县、筠连县、屏山县、泸州古蔺县、叙永县、达州宣汉县、绵阳平武县、乐山市金口河区等16个民族待遇县（区），幅员面积32.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7.7%。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四川少数民族人口678.8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1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7人。
图1：四川民族地区示意图
乡村文化发展：即是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适应城乡一体化进程所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我们认为，在这一体系里，文化根植和内生于乡村，却具有现代性，能指导日常生活中的百姓走向现代乡村文明，能转化成发展资本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其同城市文明平等对话，是为城乡居民所共同接纳、追求和向往的现代文明体系；其立足中国、对话世界，面向未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来自华夏中华的文化纽带，其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是为人类承载“乡愁”和为农民建立“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田园故乡。
新时期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至少应包含三重蕴意：一是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以凝聚人心铸牢共同体意识；二是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乡土文脉与民族根脉；三是文化资源融合转化推动乡村繁荣发展和村民共同富裕。
汶川实践：
其一，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情况：重点考察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保护传承情况，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利用情况等。
其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实施效能：重点考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效能情况、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情况、乡风文明建设情况、公共文化服务样板村建设情况等。
其三，文化主体生产生活状况及人才制度：重点考察农民与新村民的留村与创业情况，以及政府在人才招引、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人才激励等方面的实施情况。
其四，农文旅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情况：重点考察文化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制造加工业的融合发展情况；文化与森林康养、田园养生、乡村民宿、冰雪运动等新业态的融合情况；文创品牌的培育和产业孵化情况等。
一般认为文化资源，是由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智力成果，包括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除了人所创造的“人类之文”以外，尚有天赋自然造化神工的“天地之文”，具体而言，四川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包括传统文化资源、生态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传统村落资源，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发展禀赋。
四川民族地区地处长江、黄河流域源头，江源为文明的发祥之地，长江、黄河各支流孕育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在藏羌彝文化走廊地带繁衍生息、迁徙流动，形成丰富的文化沉积带，尤其是藏、彝、羌三大民族文化交织纷繁，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景观，其民俗礼仪、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宇宙观、审美观、价值观等都呈现出鲜明独特的风貌，蕴含了各民族认识人与万物、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精深哲学与智慧思想。
在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四川共有82个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占四川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54%。其中，羌年、格萨（斯）尔、藏戏（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藏医药浴法（甘孜州南派藏医药）等7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甘阿凉三州还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68个（甘孜州83个，凉山州112个、阿坝州73个）。藏羌彝走廊有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雪域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民族建筑精品“高碉”；有藏历年、羌历年、彝历年、转山节、火把节、瓦尔俄足节、踩山节等民俗节庆；有享誉世界的噶玛噶孜画派、羌绣、藏羌医药、彝族漆器。底蕴深厚风貌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撑。
川西高山高原地区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位，该区域是我国自然景观资源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区域，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旅游区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国家地质公园5个，3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自然保护区，15处省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分布着岷山、邛崃山、夹金山、大雪山、沙鲁里山、贡嘎山、雀儿山、格聂山等大山脉，有雪山、冰峰、深谷、流石滩、奇石等地文景观，有大江、瀑布、高原湖泊、冷泉、温泉、沸泉、高原沼泽地等水域风光，有烟雨、云雾、气候垂直分异等气候景观；还有原始森林、大草原、草甸、珍稀动植物、奇花异草等生物景观。区内有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自然保护区，还有石海洞乡、玉蟾山、僰王山、螺髻山、邛海、泸山、二滩国家森林公园、攀西大峡谷、红格温泉、泸沽湖等景观。四川民族地区未经工业化过度开发与污染，如化外之地，纯净而美好，承载了人类对原初生命的敬畏、对天人合一的向往，是人类“乡愁”的原真图景，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绝佳资源。
四川民族地区是红军长征途中经历时间最长、途经山水最多的地区，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进入四川的各少数民族区域，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感召之下，藏、羌、彝等许多少数民族和宗教首领与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阿坝州13个县都有红军长征的足迹，9个县114个乡镇被命名为老区革命根据地，有各类革命遗址41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13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12个点。四川民族地区有彝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甘孜会师、巴西会议、包座战役等红色文化旧址；有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亚克夏红军烈士墓；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省级自治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办公旧址；此外，还有分布在各地城镇、乡村、路旁、建筑物上的千余条书写、錾刻在木板、墙面、树身、岩石、碑刻、牌坊上的红军宣传标语；有藏于木桩榫头内、夹壁里保存下来的纸质文告、布告、标语以及红军、游击队曾战斗使用过的大量枪支弹药、大刀长矛、铁锹、水壶、布币、纸币、铜币、银圆、军号、书籍等。这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实践与民族携手奋进的感人故事，赋予了四川民族文化新的生命力，是凝聚人心，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源泉。
四川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这里也聚集了非常丰富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村落。在住建部评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中，四川民族地区第一批上榜的有理县桃坪乡桃坪村、马尔康县沙尔宗乡丛恩村、茂县黑虎乡小河坝村、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炉霍县更知乡修贡村等13个民族乡村；第二批有叙永县水潦乡海涯彝族村、石棉县蟹螺藏族乡猛种村猛种堡子、炉霍县朱倭乡朱倭村等28个民族乡村；第三批纳溪区打古镇古纯村、叙永县石坝彝族乡堰塘彝族村、乡城县尼斯乡马色村等8个民族乡村；第四批有汶川县水磨镇老人村、丹巴县聂呷乡妖枯村、俄亚纳西族乡大村等51个民族乡村；第五批上榜有松潘县川主寺镇林坡村、丹巴县巴底镇小坪村、木里藏族自治县屋脚蒙古族乡屋脚村等54个民族乡村。据统计，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数量占全省总量比例达46.2%。
表1：四川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少数民族村落统计表
此外，阿坝州汶川县漩口镇赵公村、阿坝县神座村、甘孜州泸定县杵坭乡杵坭村获农业农村部“美丽休闲乡村”；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获评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历史文化名村”。布拖县特木里镇日嘎村、色达县色柯镇姑咱二村、茂县牟托村、松潘县上磨村等69个民族乡村获评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丹巴县聂呷乡甲居二村、峨边县黑竹沟镇底底古村等9个民族乡村获评文化与旅游部“乡村旅游重点村”。
传统古村落记载了四川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各个时期的文明兴衰，从民族语言、民族服装、民族饮食，到村庄布局、民族建筑、民俗习惯等全方位展现出来，具有较高的历史、人文、艺术价值，是民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截至2019年底，涉藏地区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020年11月17日，凉山州普格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美姑县7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四川民族地区贫困县全部清零。在四川民族地区乡村全面脱贫之后，乡村文化发展成为满足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重要抓手，而文化的多主体共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文产的不断融合，为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广大农民群众是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实施主体，是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与创造转化的主体。“甘阿凉”三州是四川主要民族地区，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甘阿凉”三州地区总人口为678.84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26.5万人，增长4.06%。农业人口4308045人，占总人口比重63.46%，远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43.27%（见表2）。
表2：四川甘阿凉三州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数量
人口增长的同时，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大幅增长。2009年开始，四川陆续启动实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大小凉山教育扶贫提升工程、“一村一幼”学前教育计划、“9+3”免费职业教育、15年免费教育计划等。十多年来，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20.73亿元用于“9+3”免费教育计划，这些教育帮扶计划大大提升了民族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甘阿凉三州每10万人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都较之2010年大幅度增长，其中甘孜州增长82.1%，阿坝州增长73.7%，凉山州增长90%（见表3）。
为支持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今年6月，四川省委组织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四川省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我省将继续开展省内对口帮扶干部人才选派，鼓励引导专业人才服务基层，建立紧缺专业领域三级联动帮扶机制，推进建立“医联体”“校联体”，实施“科技下乡万里行”活动等。这些专业技术人才、驻村干部将与本土人才一起，构建起乡村文化多主体共建格局，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支撑。
2009年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要“到2020年，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覆盖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十余年来，四川通过推进“五馆一站”免费开放；农村文化建设和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春雨工程”、文化志愿者进藏区；“大讲堂”“大舞台”“大展台”等方式走进民族地区的学校、图书室、村寨；广播电视“户户通”“村村响”等系列公共文化品牌活动，大力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事业的标准化、均等化发展。
除了提供与农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农业技术、文化知识、医疗卫生、文体活动等一般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外，四川还针对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建设的特殊性，专门在民族地区农家（社区）书屋、阅报栏（屏）增加本民族语言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可以出版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常用图书、音像制品；民族语综合类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也纳入相应民族地区无线传输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我省还专门设有省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影视节目译制中心、凉山州彝语译制中心等，支持民族地区放映民族语译制电影。为加强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国家和四川省政府均出台和完善了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制度，涉及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资源的转化利用等。
持续十余年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完善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有力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四川省民族地区多处高山峡谷地带，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复杂多变，过去四川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发展比较缓慢，很大程度受制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三州地区累计完成公路水路建设投资1940亿元，新改建公路5.8万公里，公路总里程新增1.32万公里、达7.59万公里。建成雅安至康定、京昆高速公路泸沽至黄联关段扩容和汶川至马尔康等高速公路项目，实现甘孜藏区高速公路“零的突破”，新增泸定、康定、汶川、理县、马尔康等5个县（市）实现高速公路覆盖。同时开工建设G4216线屏山新市至攀枝花、九寨沟至绵阳、康定城市过境、西昌至昭通、乐西高速公路马边至昭觉段等11个、1093公里（三州境内里程）高速公路项目。相关项目建成后，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将进一步向三州腹地延伸和覆盖，三州地区互联互通程度和通行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同时全省供电服务均等化进程也成效显著，凉山、甘孜、阿坝三州46个县2215个行政村，涉及农村居民175万户、738万人的农村电网攻坚项目建设也于2020年6月30日完成，显著改善三州地区生产生活用电条件。2020年年底全省新建5G基站3万个，实现21个市（州）和所有县（市、区）5G网络全覆盖。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大提升了民族地区的“可进入性”，也为乡村文化与旅游业、加工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四川民族地区挖掘利用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诸如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生态文化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文化资源与生态、创意、农业、康养、教育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民族乡村文产融合发展的诸多新业态，开拓了乡村文化发展，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凝聚民族同胞向心力和民族地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诸多创新路径。
四川与云贵藏陕甘青等6省（区）联动建设藏羌彝文旅走廊，发展民族手工艺、民俗文化体验、生态村落观光和特色演艺，培育特色文化产业聚集地，形成区域文旅发展新格局，为民族地区文旅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四川大力提升民族文化消费能级，共建成民族地区国家A级景区174个、国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0个，举办“凉山火把节”“康定情歌”“红原雅克音乐季”“羌历年”等传统节庆活动等。四川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文旅目的地，大力扶持藏羌彝医药、茶叶、刺绣等民族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品牌化发展，助力民族非遗项目与日本植村秀、美国星巴克、法国爱马仕等国际品牌合作，推动民族文化品牌走向国际化。总体而言，四川民族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了民族文化与旅游、农业、加工业的融合发展格局。
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60%以上，人才流失导致“空心村”的大量出现。而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据第7次人口普查，民族地区总计678.84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21人，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72人，在一些民族乡村，尤其是毗邻大城市的民族乡村，人口被虹吸的现象十分突出。2020年阿坝州总人口822587人，比2010年减少了7.61万人，乡村人口481258人，比2010年减少了146977人。以我们调研的汶川县为例，2020年汶川户籍人口10.09万，比2010年减少了1.12万，而以常住人口82971计算，则减少了2.9万。相对而言，甘孜州与凉山州情况稍好一些，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甘孜州、凉山州总人口相对2010年分别增长了1.55万和32.56万，农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要高于全省其他地方。
村民不断离开家乡，导致民族乡村人才流失严重，农民转移进城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特点是：具有年龄、文化优势的群体更倾向于转移进城，从而导致留在农村的人口平均年龄更高、文化程度更低。我们调研中也发现，在有些经济较发达的乡村，有些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较好的村庄，有些有产业支撑的乡村，也不断有一些新村民涌进来，包括带领乡亲发家致富的创业能手，为乡村提供文化创意、文艺志愿服务的大学生、教师，还有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的专家学者、为乡村历史著书立传的乡贤文人等。城市与乡村居民的双向流动，也为乡村文化发展带来全新的气象与活力。
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城乡融合、乡村现代化也是大势所趋。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绝非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全面抛弃，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先民们代代传承积淀的精神财富，它牵系着村民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宿。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许多民族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一批传统匠师转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批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习场所得到有效保护。据了解，阿坝州壤塘县当地已命名传习所26个，涵盖藏香、藏茶、藏药、唐卡、石刻、服饰等非遗文化，大批民间技艺传承人重拾技艺，许多被搁置和遗忘的民间艺术重新回到农牧民群众身边，1400多人从事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带动上千户贫困户就业创业，开创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脱贫致富与保护传承的双赢模式。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很需要对传统文化富有深挚热爱，又有宽广视野和慈悲仁心的文化引领人，但如今从事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多是一些中老年人，年轻一代对非遗类文化缺少兴趣，甚至连本民族语言都已遗忘，比如羌语，一旦语言失传，文化就失去了传承的载体，面临传承断代的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全面小康的农牧民渴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满足这种精神文化需求，需要更多公共文化产品的供应，调研中我们发现，农家书屋几乎闲置，乡镇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体育健身器材等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效能也不容乐观。整体而言，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虽然也在力求尊重和体现民族特色，但供给方式流于程式化，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和特殊性的文化需求，供需失衡的现象很普遍。如今民族地区几乎都通了网络，留守乡村的老年人在耕作之余，主要以看电视和上网满足文化娱乐需求，偶尔打打牌，小赌一把。一些年轻人也热衷于刷抖音，头条、网上购物、交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娱乐方式已经数字化、网络化，但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机制尚未与时俱进，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民族地区群众最感兴趣参与的是一些传统性的跳锅庄、转山会、农民运动会、重阳节文艺表演等活动，这些活动来自于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能联通他们对乡村与乡土的情感，也有利于增加民族凝聚力。但当地基层干部均表示举办这类活动“人”和“财”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多数时候要靠自筹经费和到处去拉赞助。人力与资金的严重不足，也使公共文化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其中在第七篇“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中，首次提出“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近两年四川民族地区也加强了对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优势的转化和利用，四川民族地区特色村落众多，生态资源禀赋优越，但地广人稀，人才匮乏，针对这一现状，甘孜州德格县创造性地实施“百村抱团发展文旅产业”的模式，德格县新建成的康巴文化博览园，集“博览、研训、体验、餐饮、休闲、观光、文创、传习”于一体，定位为国道317线自驾游营地、康巴文化体验中心和非遗传承旅学中心。园区包含23种非遗项目展示区、33座非遗研学体验馆、1个大型演艺中心、9大特色旅拍广场，N处网红打卡地，全面展示康巴文化、格萨尔文化、南派藏医药文化、民族手工艺文化，建成后营业所得收入将用于该县102个脱贫村的集体经济发展。这种多村抱团发展文化产业的模式，在地广人稀资源富集的民族地区不失为一种化劣势为优势的共赢模式。
我们也发现，文产融合是乡村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但并非每个民族乡村都有需求或者有资源去做文产融合，四川民族地区交通闭塞，不少村落地理与人文资本都较贫乏，村落群众发展意望也不够强烈，更希望保持当地原生态的文化生活与生产方式。比如在三江镇，我们与当地老百姓攀谈，他们每年6-8月从山里背野菜、蜂蜜到镇上去卖，能收入2-3万，生活得安稳幸福，“如果要做成什么品牌，可能游客反而不会买了，游客就是喜欢三江这种原生态的山野味儿，越土越好。”
面对资源禀赋不足、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复杂情况，当地干部并没有采取越俎代庖的“一刀切”方式，多数都能因地制宜，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意愿，尽力为其完善基础设施，做景观与村寨风貌的提升。另一方面，文产融合是创意经济，对创意人才的要求很高，这是一大难题，因民族地区最缺乏的就是人才。不少有文产融合基础的乡村，由于缺乏创意人才，只能发展处于产业中低端市场竞争激烈的加工业，产业难以升级转型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企业。
影响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因素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影响制约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资源禀赋优越与可进入性差的问题。四川各民族在藏羌彝文化走廊地带繁衍生息、迁徙流动，文化交织纷繁，创造了底蕴深厚且独具魅力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景观。民族地区的“天地之文”壮丽奇美，生态资源禀赋十分优越，未经工业化过度开发与污染的自然生态，如化外之地，纯净而美好，是“乡愁”的原真图景。红色文化遍布三州，留下了许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实践与民族携手奋进的感人故事，丰富而独特的资源为发展文化旅游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四川民族地区山高路远，不少民族乡村资源丰富独特，但可进入性差，也给资源的转化利用和融合发展带来较大难题。
二是特色村落众多与文化主体匮乏的问题。四川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这里聚集了非常丰富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村落。另一方面，一些民族地区“空心村”也到处可见，随之也带来了文化主体匮乏、文化传承断代、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集聚人才资源，发挥乡村人才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让他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中找到意义与价值，建立认同与归宿，享有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三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如何平衡的问题。现代文明的介入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是一个挑战。民族地区民众有他们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表现方式，更有他们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当代时空背境下谈乡村文化发展不能脱离其内在的固有乡土传统，民族乡村的文化资源转化与价值提升如何谋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平衡，在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不以现代主义的发展至上观而导致民族文化生态的建设性破坏，是一个需要审慎面对的问题。
汶川县位于岷江上游，青藏高原东南部、四川省西北部，因汶水（现岷江）得名，幅员面积4084平方公里，辖威州镇、灞州镇、绵虒镇、映秀镇、漩口镇、水磨镇、三江镇、耿达镇、卧龙镇9个镇，75个行政村、9个社区。汶川县有“川西锁钥”“西羌门户”之称，是全国四大羌族聚居县之一，其中羌族占39.5%、藏族占20.4%、汉族占38.7%，回族占1.1%，其他民族占0.3%，是藏羌回汉等各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带。汶川县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四川省88个片区贫困县之一，2014年，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村37个、贫困户1341户4440人，贫困发生率为6.8%。2018年实现“整县摘帽”，截至2019年底，全县所有贫困村退出、所有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被表彰为“四川省摘帽工作先进县”。先后荣获“全省三农工作先进县”“全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全省乡村振兴规范试点县”等多项殊荣。脱贫攻坚经验做法作为全国唯一县级案例入选《亚洲减贫报告》。2022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32亿元，增长5.6%，总量及增速全州“双第一”。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1307元、8448元，分别增长5.9%、7.1%。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1.5万余人。
截止2020年末，汶川县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个，文化馆1个，文化站9个，文物保护管理机构1个。博物馆（纪念馆）2个，建筑面积12800平方米，参观人次53.76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参观人次9.76万人次。公共图书馆1个，阅览室面积1800平方米，阅览室坐席数260个，图书馆总藏量98千册，其中当年新购藏量14千册。有农家书屋117个。有广播电视台5座，有线电视覆盖用户2.6万户，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均达到100%。
汶川县拥有一批极具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村落，包括：“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漩口镇赵公村；“中国传统村落”雁门乡萝卜寨村、水磨镇老人村、龙溪乡阿尔村、龙溪乡联合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漩口镇群益村、龙溪乡联合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四川省历史文化名村”雁门乡萝卜寨村；“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水磨镇；“四川最美古村落”雁门乡萝卜寨村、龙溪乡东门寨。
依托人文资源优势，汶川旅游形势逐步向好。2022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379.9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97亿元，分别增长26.7%、27.3%。
古羌文化：羌族源于古羌，古羌又被称为西羌，古羌文化是中华民族初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汶川的羌族文化生态保存较好，所包涵的古氐羌系人群的文化元素极为丰富，也具代表性，吸纳了周边各民族的许多文化元素，体现出自然性、包容性、多样性、延续性的特征。全县较完整地保留了释比、羌碉、白石崇拜、祭山会、多声部合唱等古羌文化传统，拥有以羌年、羌绣、羊皮鼓舞、推杆、口弦等为代表的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著名的羌绣之乡。除了非遗方面对藏羌文化进行重点保护与传承外，汶川县还积极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着力，创作了《岷辞》《汶川动词》《诗韵汶川》等文学作品，以及舞蹈《萨尕邑达》等文艺作品，同时参与完成《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编撰工作并出版。
大禹文化：也是汶川县的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大禹生于汶川石纽山刳儿坪，历史典籍中有“禹生西羌”“禹兴西羌”之说，羌族地区也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文化保护区以汶川威州镇、绵虒镇、北川县青片乡和禹里乡为中心，是禹文化遗迹保留较多的区域。汶川县在发掘出刳儿坪、涂禹山、禹王宫等众多大禹故里遗迹的同时，着力打造大禹故里文化旅游区（4A景区），举办大禹华诞系列活动，加快推进国家级非遗项目《禹的故乡》歌舞剧编排等。大禹文化已成为汶川县倾力打造的文旅产业重大项目。
红色文化：汶川县是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进入岷江上游迎接中央红军。红军在汶川境内辗转战斗，历时3个多月，足迹遍及12个乡镇，先后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5次惨烈战斗，并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红军在汶川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如今马岭山、板桥村、雁门关等地还保留有红军当年的战斗遗址。汶川县建立了汶川红色资源目录，梳理红色资源195处，实施马岭山阻击战遗址、绵虒红军纪念馆等旧址遗迹保护开发利用工程，积极申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项目，创作了情景剧《奶奶的八角帽》、舞蹈《强渡岷江》等文艺作品，聚焦红色文化，星火相传。
熊猫文化：汶川县卧龙镇、耿达镇所在是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保护面积占县域总面积68.14%，有大熊猫440余只，是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前三的县。汶川县目前在规划打造熊猫家园度假区，立足熊猫家园文化，从沉浸式熊猫景观建设、熊猫业态活化及多类型的熊猫主题活动，构建大熊猫超级IP组群，打造集大熊猫观赏、熊猫文化体验、熊猫主题度假、熊猫生态保护、森林风光观赏、熊猫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世界级熊猫旅游体验地。
为准确把握了解汶川乡村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2021年10月18日至19日期间，课题组在充分考虑到汶川各乡镇经济水平、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地形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共深入灞州、三江、水磨、映秀、漩口、绵虒、威州7个乡镇的10个典型村（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并与汶川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史志办、县文联等部门召开调研专题会进行讨论交流。通过调研与座谈，课题组对汶川乡村文化发展中的重难点、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有益尝试与实践探索，以及部分具有突出特色与先进经验的典型示范点等进行了如下梳理。
——文化主体缺位，乡村空心化发展趋势加剧，人口虹吸现象突出
由于汶川的地理位置，县中心距离成都也不过两个小时车程，下片区（水磨、漩口、三江等镇）和都江堰之间的距离也只有半小时车程。离成都近所带来的交通便利，既是优势，但同时也是劣势。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选择举家留在都江堰等城市定居发展，由于人口被虹吸，农村的“空心化”现象较严重。
——文化资源受损，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面临断层失传危机
最近数年很多年轻人都迁出了村寨，对乡村文化生活的疏离淡化，也逐渐造成了年轻一代对原有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割裂。懂羌语的老人越来越少，原生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都逐渐被边缘化，羌族的语言文化也随之面临着断代和失传，文化资源陷入了后继无人的传承危机中。
——产品供需失衡，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适应
留守乡村的基本上是不识字的老人，他们平时更喜欢的文化活动仍以电视、广播、串门聊天为主，这也是他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而他们的主要公共娱乐活动就是参加本地乡镇组织举办的各种民俗、节庆活动，以及部分带有当地特色的娱乐方式如打鼓（羊皮鼓、羌山神鼓等）。因此，虽然各村都建有自己的图书室和宣传栏等，但是除了开会或组织较大活动外，基本上利用率很低。即使部分乡镇图书室有借阅情况，也多以种植、养殖等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书籍为主，每周大约不过一两个人借阅，使用率不高。并且随着电脑和手机的普及利用，大多数村民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传统农家书屋的形式也越来越不符合大众的需要。
——核心动力不足，难以吸纳优质文化企业、资本以及人才
发展文化，人与财是关键的核心问题。然而受地理、区位、交通等限制，大部分村镇都难以吸纳实力雄厚的资本进入，以及吸引优秀高质的文化企业和人才。而本土的部分优秀企业和人才囿于资金、技术等限制，想要进一步发挥潜能、壮大规模，难免有捉襟见肘的困难。没有新鲜血液的持续供给，目前汶川的文化建设发展出现了原动力不足与续航力不够的问题。
——人才影响型
威州镇布瓦村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近年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甜樱桃、脆李子、香杏子等汶川“三宝”特色水果产业。目前，现代农业园区土地面积达4500余亩，已初步实现规模化连片种植。2020年，园区产量600万公斤，单位面积产量较全县平均水平高52.8%，园区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000元，布瓦村户均收入达到12万元，远远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布瓦村成功创建了阿坝州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和四川省四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并被评定为阿坝州乡村振兴示范村。但是由于村里人口不多，尤其是管理方面的人才极为稀缺，目前都是采用聘请专人负责与电商平台销售为主，其余田园度假的配套设施尚未完善，乡村旅游也只能提供自助采摘和部分农副产品加工如樱桃酒之类。村上计划打造一个集文化体验、避暑度假、农业采摘、有机餐饮、自然风光体验为一体的“无忧花果山”田园度假区，和高端民宿“星空民宿”，尚需大力引进专项人才与项目管理，才能扩大发展规模与格局。
——资源影响型
水磨镇位于汶川县南部，是国家5A级汶川特别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50公里、都江堰28公里、青城山38公里，是九环线、南环线上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水磨镇是汶川有名的网红景点，但是其原生文化资源却较匮乏。为数不多的几个明清时代建筑万年台、字库塔等都是复建的，其他标志性水磨羌城、西羌汇等多为灾后兴建。因此缺少历史积淀的水磨镇首先便在原生文化资源上失了先机。而从旅游资源看，水磨镇民宿规模不大，住宿紧张，周边配套的其他景点与设施也不足，因此游客大都为半日游经过，很难像三江一样留住游客长期居住几个月。缺少后天的旅游优势，也无法带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灾害影响型
绵虒镇大禹村也是乡村振兴示范村。地处岷江河畔，国道213沿线，距离汶川县城19公里，与大禹故里文化旅游区及绵虒镇都仅有几分钟车程，是以羌族为主的民族聚居村，共152户433人。2020年底已全部脱贫。全村耕地面积170亩，林地8272亩，至2020年人均收入为12680元。大禹村引入外来企业资本修建了大禹农庄，通过在大禹农庄入股130万元，每年村上可以分红15万元。大禹农庄利用山泉独家引入了包括鳟鱼、三文鱼等冷水鱼养殖，加上有机蔬菜、生猪养殖、温泉休闲、餐饮民宿等，十年来已基本形成一条较为成熟稳定的产业链，每年产值均在千万以上。而且，大禹文化旅游区与大禹农庄的工作人员90%以上都来自周边村寨，也帮助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大禹村劳动力有310人，其中县内务工人员238人，而余下的人员基本都在这两处务工，既留住了部分劳动力，同时也为乡村文化振兴解决了文化主体问题。此外，大禹农庄还与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建立有合作关系，下一步还有培训机构想与之合作建设乡村学院等事宜。
按理说，有人力有文化资源有资本投入，产业也较成熟，规划也清晰，大禹村与大禹农庄应该进入良性的建设循环。然而，大禹村因为处于两山夹一江的地理位置，尤其地震后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地形地貌，近年来大禹村周边地区的水灾、山洪、泥石流频发，甚至达到了每两年一次较大泥石流的地步。大禹农庄也因受泥石流影响，鱼塘、民宿、养殖场都破坏严重。而雨季时岷江洪灾也经常冲毁国道，大禹村甚至一度成为孤岛。旅游、农业这些乡村发展的支柱产业都因次生灾害的影响严重受创，大禹农庄本年度的收入锐减，产值仅为往年的六七成左右。
灾害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影响，文化发展也随之受挫。像大禹村对面的羌锋村，曾是“西羌第一村”，保存了大量原生态的羌族文化与民俗遗产。受泥石流影响，这座曾经美丽古朴的羌寨，如今人烟稀少，只余下几户人家。居民、风俗、非遗等文化资源可以迁走进行保护，而搬不走的文物建筑、遗迹景观、历史积淀就只能在灾害影响下慢慢消失。当生存都陷入困境，文化的传承保护便显得愈发困难。地震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已俨然成为汶川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上的重要阻力，每年汶川财政支出有相当一部分都得用于灾害治理与修复重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产业发展。
——观念影响型
在某些以康养产业为主导的部分乡镇，因为环境舒适，交通便利，收入稳定，休闲、生态的慢生活方式深入人心。部分群众发展意识与愿望不够强烈，创业意愿不明显，甚至不愿意走产业化的道路，而更希望保持当地原生态的文化生活与生产方式。面对这种内生动力与意愿激发不够的居民，很难用简单的对错去评判，但明显群众的发展诉求与产业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分歧，有可能会对这些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与定位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汶川各乡镇具有不同的地理地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资源人才等特色资源与差异因素，形成了各自在文化发展建设中的优势与困难，要想促进汶川乡村文化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导引，根据各乡镇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总体而言，要解决的几个难题包括：如何解决文化主体缺位的难题；如何解决文化资源受损与保护传承的难题；如何解决乡村文化产品供需失衡的问题；如何引入文化企业、资本，如何发挥本土人才的创意潜能。
——依托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力量进行保护传承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每年拨款80万元进行羌族文化资源相关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一些特殊的重要文化资源项目还特设有每项20万的专门资金进行重点保护与管理。
2008至2011年期间阿坝州实施了360个项目进行灾后重建与文化遗产保护，总投资188447.16万元。项目涵盖非遗数字化资料收集，专题博物馆、传习所和展示馆的建立，名录项目实践活动的恢复、传承人保护、文化空间修复与重建等。
2009年5月起，汶川县实施了《汶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办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重点保障。目前，汶川县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6项，省级名录项目7项，州级23项，公布了六批县级非遗项目共10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名，省级传承人11名，州级传承人35名，县级传承人135名；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其中“羌年（民俗）”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对濒临失传的活态文化资源的保护
释比是羌族民俗习惯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目前濒临失传，汶川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提供文化教育平台，统一授课，集中教学。汶川目前释比传承人共23人，一般每位释比都带有五六个徒弟，按照传统学艺时间一般三至九年。采用教育平台后，可将所有的弟子集中到一起，由政府非遗保护中心聘请释比统一上课，提供集中教学。这样，释比弟子学习教育的周期就缩短了，成绩优异者甚至三四月就可以通过专业考核训练。
第二，完善释比文化，交流开放，取长补短。传统的释比传承是有师门、地域的划分，各成体系。现在的释比教育转向多人对多人与一对一的联合培养模式，打破体系传承限制，各释比经典的内容可以共享交流。
第三，联合高校资源，增强教学质量。羌文化传承最大的不利因素是没有文字记载，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即使是汶川各村镇间也存在着口音差异。通过阿坝师范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一方面进行录音、口述史、文献整理等保护工作，另一方面继续研究将羌族语言中语音系统标准化的方法，有助于羌语的系统化文本化学习，加快了学习周期和质量。
第四，发动社会力量，全面保护语言文化。鼓励村镇尤其是民族聚居的村落双语化，要求公务员都掌握一门汉语和至少一门民族语言（藏或羌语）。
——涵盖特殊教育人群，培育壮大非遗文化传承主体
汶川在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时，特别加强了对特殊教育学校的覆盖面，用“一个也不能少”的大爱精神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特殊校园文化体系。特殊教育学校聘请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传承、教学、展示；开设民俗文化课程教育，包括羌绣、藏羌舞蹈、藏羌美术、羌族体育、民族服饰等课程。不断探索民族地区特殊孩子的职业（生存）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新道路，把民族地区的自然元素与特殊孩子的艺术教育相结合，传习民族技艺，习得一技之长。孩子们既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受益者。
——发挥高校人文资源优势的校村共建模式
水磨镇联合了阿坝师范学院，由师院推荐优秀学生志愿者分配到各个村，保证每村都能有至少1-2名文化专业人才指导并带领村民开展文体活动。农家书屋也交给了师院的大学生志愿者进行部分托管，志愿者可根据自己专业知识与方式方法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促进了乡村文化服务向艺术化、技术化、智能化的提档升级。师院老师还带队成立了工作室，利用高校的学习资源与经验进行艺术创作，并与文创公司进一步合作，帮助村民进行文创设计与生产销售。这种新型的共建模式不仅有利于解决原生文化与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也促进了高校师生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以致用，在双方合作双赢的基础上更是增进了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共享，提升丰富了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与功效。
——发挥游客人脉资源优势的主客共建模式
在深入挖掘保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上，三江镇积累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一是结合本地特色，充分发掘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开展转山会、羌历新年等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民俗文化活动，培养群众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归属感。二是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留守老人居多既是劣势，但也可以转变为优势。三江将主要着力点放在各村老年协会，充分发挥当地老人的余热，鼓励其自发组织举办适合他们自己需要的文化活动。有的老人甚至主动承担起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如瓦寺土司遗存地处山地郊外，至今能够保存较好，主要就是靠当地刘老师长期坚持自发对之照管保护。
除以上经验外，三江还探索出了主客共建的新服务模式。三江从1996年开始旅游开发，吸引了众多游客每年到这里避暑纳凉。三江创意性地将游客资源纳入了当地的乡村文化建设中，鼓励并发动游客参与村镇的文化管理，面向游客开放村图书室，由游客自发参与提出文化设施建议，根据游客需求定制公共服务等。很多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游客还主动加入当地文化活动的指导与设计工作中，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与服务工作开展愈发顺利有效。从旁观者到建设者，主客共建模式无疑为解决人才资源缺少、本土居民文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值得继续深入深思的新实践道路。
——发挥非遗文化资源优势的多元共建模式
映秀镇最突出就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现有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项州级非遗及3名传承人，1项县级非遗及2名非传承人。如何充分激发非遗资源的文化功能与精神力量，使之在得到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能有效地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发挥一定作用。映秀以西路边茶（藏茶）体验基地茶祥子为试点进行合作，茶祥子蒋维明研究改良制茶工艺，并使用科学手段与现代管理，实现了西路边茶的产业化再造，解决了当地160多个农户的就业问题，并通过工作室与合伙人的关系创意性地培养了众多非遗传承人。茶祥子连续6年免费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提供高品质茶饮和舒适的饮茶环境，通过茶史茶道茶艺的介绍，传播弘扬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培养群众高品质的文化素养。镇文化服务中心还在茶祥子设有乡村阅读中心，每天免费对外开放。全国各地以及日、韩、美、意等国的品茶爱好者经常不远万里专程到茶祥子来进行文化交流与分享，从而也提升了当地群众的文化意识与知识素养，拓宽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唱歌跳舞。
——农旅融合的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模式
漩口镇赵公村依托赵公福地生态旅游区、无忧谷、樱花基地等核心资源，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村上收入主要来源有二：一是由庄园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农家乐康养经济，每年固定避暑常驻游客400-600人，同时拉动当地农副产品和土特产消费，所有农副产品全部消化，无需进入市场销售。二是由返乡青年投资、租用集体林地发展而成的樱花里旅游区，除去租金和项目分红外，还解决了村上部分劳动力的务工问题。每年光樱花基地就接待游客4000人，加上周边的无忧谷、赵公山、房车营地、素朴山居等，结合当地浓厚的财神文化、道教文化、农耕文化、茶文化，形成了“民宿+景点+康养+文化+生态农业”相融合的新产业模式。村上还依托当地丰富的植被资源引入企业投资，合作建有中草药养殖基地、各类种植养殖合作社，未来还将合作开发自然教育基地和冬季旅游项目。每年10月至次年2月为淡季，村上会组织村民进行道路整修、村容村貌整改、配套设施完善、管理扩容等改造提升，一方面让村民在淡季也有一定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加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和群众的向心力。村民钱包足了，思想观念也随之进步，文化素养也逐渐提高。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保护自然生态，和谐、礼让、互助的文明新风在村上蔚然成风。而以樱花里、无忧谷为代表的乡村新农旅产业，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方式，如KTV室、咖啡吧、书吧、影音室等，提升了文化服务品质，满足了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由此不仅做到了文化富民，还实现了文化惠民、文化育民。
——民宿经济引领下的特色资源利用
汶川县在强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选择了将发展民宿产业放在重要位置，从而实现对地方特色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创新转化，促使民宿逐步发展成为当地特殊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目的地。
第一，树立精品意识。充分挖掘藏羌文化底蕴，已成功培育漩口樱花里、素朴、水磨半山里、绵虒寒水驿等特色民宿，省级乡村旅游示范乡镇3个、示范村15个、精品旅游村寨20个。
第二，推进配套设施。加大对民宿发展区域的旅游交通、便民设施、生活设施等建设资金的投入，将农村饮水、路、电、污水处理、农网优先纳入改造，建成游步道20公里、新改建旅游厕所16个，基本实现农村网络全覆盖；各镇政府在供排水、用电、停车场、旅游标识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各镇、村加大环境整治、环境美化亮化力度，为民宿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三，优化政策扶持。出台了《关于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的若干措施》《汶川县加快推进民宿业发展实施意见》。2019年起，由县财政统筹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民宿特色村创建、高端精品民宿综合体建设奖补、品牌建设和营销推介等。
第四，引导提档升级。全县目前共有乡村酒店及农家乐500余家，然而真正称得上高端精品的特色民宿不到40家。通过积极宣传引导，鼓励民宿对软硬件进行提档升级，促进部分农家乐转型升级，完善高中低不同档次的民宿（农家乐）建设，适应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同时延伸“民宿+”产业链，突出民俗活动、农业体验、休闲娱乐、健身养老等不同主题，打造适合不同消费群体、多层次、多元化的乡村民宿产业体系。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加工产业的创意转化
汶川的来料加工产业起步晚，发展也较艰难。2018年以来，汶川紧紧围绕“建设东西部协作产业扶贫全面振兴示范区”的目标定位，按照“党建全面统筹，东西部差异用力”的思路，依托浙江来料加工业务大市场，通过政府引导、企业支持、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构建产业扶贫基地、园区、车间、家庭“细胞工程”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让来料加工产业在汶川落地生根。通过将羌绣元素融入加工产品项目如短裤、衬衣等，再依托义乌在来料加工发展方面的优势和成熟经验，实现产业孵化；还可根据客户订单需要实行定制化服务，主要用于外销出口，将民族文化与传统技艺传播到世界。采用灵活就业计件制，村民可以利用农闲时间、留守妇女可以在送孩子上学后，到车间进行来料加工，实现了务农、顾家与务工之间均不耽误的目标。
目前，汶川县已建设有37个来料加工车间，包括在山区、社区都建有扶贫分车间，同时还新建成了裁剪、包装车间，全产业链生产得到初步实现。从事加工的工人已达1500余人，人均增收超过1800元/月，熟练加工工人增收超过2200元/月，其中吸纳就业困难人员241人，就业困难人员人均增收超过1500元/月。这些就业困难人员中还包括部分残疾人士，通过来料加工产业，有效解决了残疾人就业难的问题，树立了和谐关爱、自尊自强、自食其力的文明新风。汶川来料加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突破性转变，已成为了汶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亮点，在促进乡村就业、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实现创意性转化与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媒介。
——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坚持深入实施民族地区教育振兴计划，围绕区域特色推动本土职业教育发展，创建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专业学科，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大力推广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委托订单培养。
——加强人才引进与开发力度，完善人才引进配套体系
全面承接硕博进阿坝行动、阿坝英才计划，集聚优秀青年大学生。落实高校毕业生、“9+3”免费职业教育毕业生、优秀乡村干部、复员转业军人就业政策，补足后续人才。积极引进紧缺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重点特色产业发展人才、科技创新和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加强科技型人才引进，赋予科技人才更多话语权。
——强化本土人才培训教育，不断增强创新发展能力
加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等培养力度，盘活用好本土人才。推进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积极引导人才向乡村基层一线实践锻炼，有效提升本土党员领导干部人才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
建立人才培训培养长效机制，强化重点培训。以镇为主体在每个村（社区）选拔1至3名长期扎根服务乡村的带头人，纳入全县乡村文旅人才库，优先开展重点培训。加强生产技能、特种作业等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展农村能工巧匠、经纪人、专业合作组织等实用人才培训，加大对酒店管理、乡村旅游、旅游服务等旅游人才和劳务品牌人才的培养力度。
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把信誉好、质量高、师资力量雄厚的培训机构作为定点培训机构，实行“定向”“订单”“定点”培训，实现培训机构的优化配置。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推动人才联合培养。
汶川通过多种形式强化人才支撑，全面推动乡村文化发展，努力构建起服务乡村文化发展的智力支撑体系，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
培育乡村文化品牌，既是顺应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也是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是汶川乡创产业提质升极的要求。我们建议，汶川乡村文化品牌建设应做好以下几点：
文化品牌，以特色文化为生产的对象，生产的是文化的“符号、表征和意义”，消费者消费的也是“意义与符号”，建立文化品牌首先需要建构起自身文化的一套符号阐释体系。汶川主打古羌文化、大禹文化、大爱文化、熊猫文化，此外还有红色文化、茶马古道文化、藏族文化和其他文化，内容虽然丰富但特色还不够鲜明。建议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构建起汶川文化的符号阐释系统，对汶川文化的类别、内容、样式和情感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粗取精，解析其特色并进行文化符号的采集、加工和提炼。其次要对接当下、全球和未来潮流，探寻传统与现代、当今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的共通之处，以传统文化基因为基础进行再创造，将具有汶川特色的文化元素、符号融入、嫁接到现代人的生产生活中，用当下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包装、演绎，用现代、时尚的手段进行创造性表达、阐释和传播。
乡村现代化就是市场化、城市化，要按市场的游戏法则经营乡村文化，将乡村特色文化产品进行市场化的转化和营销。政府需要帮助乡村找到自身的特色，对乡村的资源禀赋、产业禀赋、历史文化底蕴进行梳理提炼，确定村庄的定位，找到差异化竞争优势，深挖乡土文脉，进行特色文化品牌的建设，培育壮大品牌经营主体，加强对品牌的营销管理等；政府在政策法规、资金使用上去做统筹，要引导群众树立品牌版权意识，法律保护意识，诚信经营意识和精品意识。
“康养文化”以绿色、健康作为其品牌内核，消费者消费的是远离尘嚣、纯净无染的自然生态，对于康养资源丰富的乡村，严防过度的市场化开发和过多的人工介入。政府需保护好乡村的历史文化遗存，完善基础设施、做景观和风貌提升，让村民自主选择适合的发展方式，发挥康养文化的浸润功能，将乡村作为浑然整体进行品牌的经营与推广。
摸底传统文化资源，培育羌绣、羌香、羌药、羌果、羌茶等特色文化品牌；在自然生态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乡镇，集中打造几张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高端民宿品牌。开发冰雪、登山、攀岩、徒步穿越等户外品牌运动；打造转山会、羊皮鼓舞、史诗传唱等乡村民俗活动品牌等；建造“古羌文化山地农业生态博物馆”等品牌文博馆。
由于地震的影响，汶川地质脆弱，次生灾害频发，许多历史文化资源面临破损的风险，必须花大力气保护好山川生态、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合规的转化与利用。
首先是按照古羌文化、大禹文化、大爱文化、熊猫文化、红色文化五类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和归类，并建档管理，分级保护。重点保护起源文化资源，比如羌语、史诗、神话传说、歌谣谚语、船棺葬、宗教仪式、羌笛等；保护那些受地震次生灾害威胁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姜维城、布瓦黄土碉楼、红军长征遗址、石刻标语、羌寨民居等；保护因乡村“空心化”而面临断代的生产生活习俗、节庆礼仪等，如转山会、丰收舞等。建设非遗保护中心，建立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立数字化传统文化数据库，利用信息技术推进文化资源采集、存储和管理，将历史、建筑、艺术、服饰、文物等资源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录入数据库。
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确认、建档、保护工作，为其开展传承活动提供条件，适当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经费资助，划拨一定经费用于传承接班人的培养。同时充分发挥当地群众的主体意识，唤醒群众的文化保护自觉，让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中来，定期为群众进行历史文化保护的知识技能培训。
首先是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文化空间进行重点保护，其次是对开展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及其相关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包括周期性或事件性的场所。定期对文化公间进行修缮，在这些乡村和活动场所指定一名熟悉本地历史文化，并热爱本村文化的民间传承人，给予相应经费支持他们为乡村著书立传，守护乡村的古老建筑与历史遗存。
对历史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最好的方式是培育历史传统文化资源自身的“造血”功能。政府需要在现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尽力拓宽转化利用的法律制度空间，以支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创产业，同时也要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在合理利用的过程中，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重视实效，实现文化生态的“活态传承”与经济平衡发展。
从汶川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角度看，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一些基础性支撑条件还存在短板弱项。主要表现人才、技术、资金等难以满足乡村文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能力难以满足乡村文化发展的需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尚有差距等等。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需加强顶层设计，特别是要进一步强化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支撑体系，从人才供给、资金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以完善外部支撑体系为实施乡村文化发展提供更好保障。
围绕乡村文化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实际需求，引进和培育相结合，引导鼓励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才参与乡村文化发展。需建立“柔性”人才流动机制，可采用“吸引式”（吸引外来优秀人才赴乡）“回归式”（吸收接纳本土人才的返乡回归）“共享式”（人才的城乡共用）“合作式”（加强乡企、乡校之间的人才培养合作）和“远程式”（运用互联网实现专业人才远程指导）等多种模式，充分吸纳优秀人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加强高校与乡村的人才合作，尽力发挥高等院校对乡村文化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助力乡村文化发展，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使其更贴合乡村文化现代化发展方向、满足乡村文化发展需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文化更好发展，拓宽社会资本投资领域，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完善社会捐赠激励制度，设立乡村文化发展基金等。
充分发挥思想阵地建设的作用，以样板村的建设，带动乡风文明建设。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不达标的乡村，尽快完善和健全。加快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确保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免费的基础上，允许运营方以市场化的模式参与管理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对当地群众的文化需求进行深入细致的摸底，畅通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渠道，灵活农家书屋运营模式，图书种类根据当地实际需求精准供给。
提升乡村文化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与专业素养，着力培养一批文化骨干和文化能人，建设本土高层次文化艺术人才资源库、乡村文化能人资源信息库，开展乡村文化能人的培训；充分发挥“老年协会”在传承发展非遗文化、民间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支持有条件的镇村聘用一批有文化、有知识、有文体特长、热心农村文化建设的专职管理人员，发挥文化志愿者人才与外来游客的才能。
围绕“乡愁”与“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做产业谋划，大力培育的“乡愁产业”满足城市人对自然山川和田园乡土的向往；全面发展惠及普通农民，让农民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幸福产业”；以及延伸冰雪运动、生态体育的产业链，发展配套产业；探索集约化、共享化的多村抱团发展模式。
针对追求品质享受生活的消费者，利用汶川独特稀缺的自然生态与藏羌文化，在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生态禀赋优越的乡村，以“神秘”“原真”“绿色”为导向，培育高端特色民宿。延伸“民宿+”产业链，如配以纯天然无污染的水、当地羌族原生态的饮食、水果、羌绣服饰，融入古老的宗教仪式、节庆、音乐、歌舞、史诗等。一些中低端的农家乐、民宿，加快景观、风貌提升，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抓实新场景新业态倍增工程，大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力争每个镇有1-2经典民宿。
坚持把文化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文化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以让村民享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发展惠及广大村民的文化产业。整合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发展羌药、羌绣、羌乐、羌餐、藏茶等资源融合型产业，推动“非遗+”康养、体育、农业、教育、医药的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文化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蔓延与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积极培育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创意农业等新兴业态，以智慧农业引领乡村建设。
依托汶川羌人谷国际康养滑雪度假区，构建冰雪运动延伸产业链，还原古羌原始宗教信仰仪式、生产生活习俗，将释比文化、古羌原真生活、音乐歌舞、文学艺术、审美观、宇宙观融入冰雪运动，探索开发古羌冰雪旅游特色纪念品、藏羌医药保健品、冰雪摄影、冰雪装备、冰雪培训、冰雪婚俗、冰雪影视、冰雪文学等业态。
克服地广人稀的劣势，优化资源配置，树立集聚发展理念，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产业和人口，抓住村级建制改革契机，精心编制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双集聚规划，将地缘相邻、主业相近、优势互补的镇村合并，整合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空间布局，走多村抱团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模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源于乡土与乡村，乡土中国之农村，是传统文化生长与寄寓的土壤与宝库。在古典文学作品里，在乡村耆旧心目中，乡村更是充满温情和诗意，静美而祥和，是叶落归根的故土，是安放灵魂的居所。
四川作为一个农耕大省，数千年来凝聚形成了底蕴深厚、魅力独特的乡村文化，四川同时又是一个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山川焕琦、日月叠璧，天府之国的灵山秀水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复合与耦合，为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和资源。
虽然在调研中我们看到不少乡村人才流失，日益“空心化”，甚至不少乡村面临文化传承“断代”风险，但与此同时，乡村与城市也在进行人才的双向流动，新村民持续不断的加入，为乡村发展带来全新的气象与活力。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依然是如何为“美丽乡村”铸魂，如何让“乡愁”落地，让民众享有“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问题。乡村现代化转型需要人才，要把人才吸引到乡村，只需让他们能够“安居”和“乐业”，能够让他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中找到意义与价值，建立认同与归宿，而这一切，需要各级政府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与谋划。
本次调研得到汶川县发改委、县博物馆邹森裕、赖芸、董旭梅、王爱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用心设计调研方案，亲历陪同调研参观，他们对汶川县未来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工作的认真与担当，让我们深深感动，特此致以最深的谢意！同时也十分感谢汶川县文旅局、县委宣传部、乡村振兴局、县志办、县文联、博物馆、规划局等相关部门的同志给予的资料信息支持与调研协同！
一、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的论述
（一）会议讲话
1.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3月6日）
2.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所发表的重要讲话
3.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2017年11月，习近平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的重要指示
5.2017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2018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
7.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的讲话
8.2018年5月，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0.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的讲话
11.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2.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3.2021年8月29日，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发表重要的讲话
（二）考察讲话
1.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2.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的讲话
3.2018年2月，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的讲话
4.2018年4月，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的讲话
5.2018年4月，习近平作出的重要指示
6.2018年4月11日至13日，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
7.2018年6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
8.2018年7月，习近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的重要指示
9.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关于“围绕促进文化振兴，加快建设现代乡村文明”的讲话
10.2019年7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
11.2019年9月5日，习近平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
12.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的讲话
13.2020年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的讲话
14.2021年9月，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15.2021年习近平在各地考察语录
二、国家、四川省关于乡村文化发展的政策制度（涉及“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政策制度）
（一）制度
1.全国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四川省：
（1）《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4］26号 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十一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通知》川办发〔2007〕23号（2007年2月2日）
（3）《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川办发［2007］69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暨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四川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2007—2015）2012年实施计划的通知》川办函[2012]79号
（5）《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川办发〔2013〕49号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6）《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平原地区丘陵地区盆周山区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办发〔2013〕75号
（7）《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0]11号
（8）《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文化厅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川办发〔2016〕42号 2016年6月27日
（9）《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6〕90号 2016年11月8日
（10）《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通知》川办发〔2017〕6号 2017年1月16日
（11）《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7〕61号 2017年12月4日
（1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厅等部门四川省传统工艺振兴实施计划的通知》川办发〔2018〕47号 2018年7月24日
（13）《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14）省委组织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四川省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15）《关于加强全省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16）《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制定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二）政策
1.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富民安康工程”2008-01-07 民族地区经济处
2.四川省全省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2008-10-25
3.四川省乡村文化旅游节 2021年1月06日 广元市政府；2020年10月23日四川日报
4.四省启动乡村文化振兴“百千万”工程 2021年3月09日 四川日报
5.四川省民族宗教委投入3.7亿元民族地区开发资金专项支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四川省政府2021.7.7）
三、学术论文、专著
（一）论文
1.张富国：四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与思考，《四川民族宗教》公众号2021年10月15日
2.方明：让传统村落走向现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文化2030/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上的主旨发言，《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公众号，2020年6月30日
3.贺雪峰：不将农民组织起来，振兴乡村就没有可能性，《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2021年6月6日
4.安淑新：强化乡村振兴的外部支撑体系，《经济日报》10月4日
5.高晓琴：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振兴路径，《乡村发现》公众号，2020年11月24日
6.钟凯：“后扶贫时代”深贫地区贫困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四川省贺波洛乡的实证考察，《农村经济》2020年11月
7.朱红叶：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7月
8.韦奋飞：弘扬乡贤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地区新乡贤文化建设研究，《新丝路.下旬》，2020年8月
9.罗丽.李文路：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年36（12）
10.林志雄：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辨析、问题挑战与实现路径，《乡村发现》公众号，2021年9月30日
11.刘少杰，林傲耸：中国乡村建设行动的路径演化与经验总结，《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6月22日
12.王建民：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2月12日
13.谭志喜：从“乡土中国”到“美丽乡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与路径调适——恩施州个案调查，《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夏》，2021年8月24日
14.郑世林：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中国农村调查》，2021年7月1日
15.张序：民族地区特殊公共文化服务的作用，《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5期
16.雷志佳、夏小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建设，《与马有缘》公众号，2021年9月10日
17.张帆：关于持续推农村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文艺报1949》，2021年3月8日
18.任鸿：乡村文化振兴，四川将实施五年行动，《四川日报》2021年6月7日
19.刘先庆硕士论文：四川省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方法研究——以北川马槽乡黑水村为例，西南科技大学2017年
（二）专著
1.陈井安，杨环：四川民族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民国）汶川县志》、《汶川县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