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
必须创新性地推进
《当代县域经济》：30年前，农村改革关系到生死，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而当前，农村改革的使命是实现农业的由弱到强，自上而下。不同的使命注定了农村改革的动力不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推动农村改革的不断前行？
张红宇：农村改革一直在进行，是农业现代代的强大推动力。我从来不认为农村改革进展是缓慢的。我认为，农村改革在中央的要求下，三中全会的部署之下，有条不紊地推进。无论是土地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还是金融保险制度的改革，现在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改革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通过改革，刺激了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力。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真正意义上的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让离开土地的农民转移出来，保留经营权，从而放心大胆地进城；转移出来的经营权，会更大程度地得到利用，优化配置，为规模经营提供了基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程度大大提升，这是检验改革成败、好坏的结果，其他都是空谈。

土地流转率
不是越大越好
《当代县域经济》：四川土地流转率不到2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三个百分点，很多地方存在流不起来，转不到的情况，背后的问题何在？如何破解？
张红宇：并不是说土地流转的比例高、面积大的农业才可以搞，规模化才可以搞，土地流转比例很低，甚至不流转的情况下，规模经营同样可以搞，现代农业同样可以实现。比如家家户户种地，重要的生产环节、作业环节社会化，通过社会化的经营性组织，解决机械化的耕作和收获，包括统一的播种，统一的田间管理，统一的灌水排涝，同样可以形成规模化生产，提高服务人员的劳动生产效率，甚至可以提高一定程度上的土地生产效率，土地配置效率，降低平均到每块地上的服务化成本，包括物质投入成本，人工作业成本。所以，我认为土地流转的比例高，如果符合实际是好；不高，如果符合实际也是好。
郭晓鸣：第一，很多地方瞄准的是龙头企业，较大规模的流转土地。在偏僻一点的地方，基础设施薄弱，反而是这些地方，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合作社，向大户、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地流转土地，形成多种层次的土地流转需求。第二，土地流转，不单纯是流转之后发展农业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技术依靠机械化的耕作。如果一个农户，一个家庭农场，流转了200亩地，最终还是靠请农民来耕种的话，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合并，对产出没有提升。必须用机械来替代人工，如果实施不了，就没有发展的空间。所以流转后，农业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到流不动，还要看到流不动背后的原因。土地流转有内在规律起作用，不能看流转中有多大规模，规模大就发展得好，那不一定。有的地方，流转的规模越大，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