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按照市场化原则有序地流动和配置，才能实现“赋能于民”的最终改革目标。
　　
难题三：
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投入不足、效率不高、社会资本参与度低
　　四川省财政“三农”投资总量虽较快增长，但是占GDP的比重还较低，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特别是贫困区域，投入不足的矛盾特别尖锐。值得关注的是，这将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建设需求、财力不足、拆院并院、土地财政、农民上楼。农民集中居住本来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但在一些地方却成了手段。这些地方政府通过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来推进城乡统筹，虽然也属无奈之举，但这种以牺牲农民长期权益来获得短期利益的方式，绝对是不值得推崇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做强实体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能力。
　　另外，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政府财政投入在有些方面的效率并不高。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进入渠道受阻且动力不足。由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界限模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未能形成普遍共识，尚未形成完善的税费减免、金融支持等激励机制，从而挤压了社会资源的参与空间，导致社会资源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缺乏动力。
　　
难题四：
适应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首先，正规金融机构服务“非农化”的倾向仍较明显。农业银行贷款结构“非农化”倾向仍呈不断强化的趋势；农村信用合作社受商业化运作目标的驱动，为农户、农村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有所下降；农发行业务范围有所扩大，但其发放贷款很少涉及农户贷款等一般农业发展资金需求。
　　其次，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育仍然比较迟缓。村镇银行不能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和跨区域经营，融资渠道有限，贷存比过高；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股东或发起人人数、持股比例等限制较严，股本单一，“只贷不存”造成融资渠道不畅；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工商注册登记至今未能解决，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再次，农村贷款抵押制度不适应当前“三农”发展需要。承包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以及修建在土地之上的房屋、圈舍、农作物、林木、畜禽产品等均不能作为抵押品向银行借贷，极大地限制了大多数农民的贷款能力。
　　
难题五：
城乡区域公共服务的分担机制不明确、市场化运作机制不健全
　　四川省部分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效率低，一些地方农村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不合理，没有考虑农村人口布局的结构性变化。一些地方在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时，盲目追求贪大求洋，没有顾及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进城的现实情况。一些地方存在农民修了新的集中居住区，而老的宅基地并未复耕的现象，农房的空置率也比较高。
　　事实上，四川省农民工总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我们对农业劳动力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全省目前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54.2岁，有33.2%的农业劳动力的年龄大于60岁。我们的另一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也发现，只有1.6%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回乡务农，而分别有12.8%、76.7%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继续在城市打工或者创业。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时必须对农村人口结构特征保持清楚认识，决不能为了追求建设效果而超出老百姓实际需求搞建设。
　　同时，公共服务市场化运作机制不健全，一些由市场或社会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也由政府提供，不仅使政府在供给过程中出现供给短缺、供需脱节、供给结构性失衡、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还挤压了社会资源的参与空间。由于未能形成促进社会资源进入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导致社会资源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明显不足。
　　
难题六：
政府、市场和公民等多元利益主体关系尚未理顺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究竟应该以市场为主还是政府为主一直争论不休，比较折中的提法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就目前四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推进的方式而言，主要还是以政府为主导。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方式，其实施的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