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表述，愈来愈凸显党中央、国务院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紧迫感和实践探索，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热议。连日来，代表委员们围绕“三化同步”如何推动“三农”新发展，谈思路、讲计策、谋发展。

　　突破城乡藩篱的关键一步

　　“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在这个节点上，中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我认为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说明目前‘三化’还没同步，二是‘三化’同步的条件已经具备。”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农科院院长唐洪军开门见山地说，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则相对缓慢。三者之间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不协调，一些弊端开始浮现。因此，当我们的国力已经到了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成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然选择。

　　唐洪军代表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相联，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加快前两者进程，可以为后者提供丰厚的资金、技术、物质装备等保障和支撑；而加快后者发展，则可以为前两者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土地资源、劳动力和广阔的农村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发展，这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加速，对农产品消费提出了更高需求，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对传统农业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只有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才能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传统农业大多还是‘靠天吃饭’，而水、耕地、劳动力等资源日益减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农业还有多大空间可以用来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求？”薛少仙代表说，如果它们不能相互促进，农业发展就会失去动力支持，现代农业就会更加滞后，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三化同步”与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一脉相承。薛少仙代表说，城乡二元结构既是“三化”没同步发展一个典型，也是“三化同步”的最大障碍。因此，“三化同步”必然要求加快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城乡之间的藩篱，构建起由市场配置各种要素、公共资源均衡覆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同步”既是宏观又是微观

　　代表委员们认为，“三化同步”既是宏观的战略布局，也有具体的发展目标，即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三化同步”不仅要走好，还要加快走。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昌明认为，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现代农业是“三化同步”需要着重解决的三个方面。国家财政应向“三农”领域以及农业大省、市、县倾斜，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欠账。他认为，农业大县可以借鉴建设粮食功能区和农业综合园区的模式，前者主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后者则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发展设施农业、现代高效农业，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唐洪军代表认为，过去几十年，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多的是土地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因此，“三化同步”需要把占农村土地主体的农民市民化，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同步推进。“农民的减少，可以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土地集中经营，提高机械化水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对村庄进行科学合理规划，节省土地，建设基础设施齐全、公共服务有保障的新农村、新社区。”薛少仙代表认为，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聚集到城镇，而是通过产业带动，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基本实现满负荷工作，有活干、有钱挣。同时，城郊农民可以通过出租房屋等方式增加资产性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科院副院长王海波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其本身是宏观的，但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是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融合，城镇的功能向农村延伸，让公共服务均衡覆盖城乡。

　　全国人大代表、武义更香茶叶合作社理事长俞学文建议，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留守种粮农民文化素质低、老龄化等现状，应着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重点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认为，农业现代化需要土地集约经营，大规模采用机械化，这需要将部分农民从土地、农村剥离出去。在此过程中，不能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各地应根据自身特点创新方式，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让土地真正实现有效流转。王小同代表还建议，改变以GDP论英雄的地方考核机制，摆脱GDP的压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地方政府也有精力抓好现代农业发展。
创新机制不宜一刀切

　　要从“不同步”到“同步”，农业现代化需要“追赶”的东西太多，需要探索的领域不少。代表委员们认为，“三化同步”既需要国家在最高层面设计和制定相关制度、政策，并对地方适当放权，也需要各地方结合实际，创新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根本的措施还在于农业的现代化，通过农业的现代化让农村的劳动力更多、更快地转移到二、三产业。他说，我们现在农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点几，而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例的46%，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6，在这种差距下让农民富起来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要通过农业的现代化，要通过创造新的农业投资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农业现代化里，加快农业现代化，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来分享二、三产业的利润和工资，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农村也会出现大量劳动力短缺，解决的办法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他认为，当生产要素在资本市场的各种信号发挥作用时，市场就会合理配置土地、资金等要素，从而让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快速完成。

　　俞学文代表认为，要充分体现农村的土地价值，国家有关部门应建立相关机制，对国有征用经营性土地的净收益部分，以比例返回农民或用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从事现代农业的农业企业，在批地、资金扶持、融资等方面，中央财政应体现重点性和侧重性。他建议国家出台对农业企业的银行贷款担保机制，解决企业贷款难问题。此外，尽早实现农业立法和成立监督机制，确保农业专项资金落实到位和扶持政策的连续性。

　　“现在农村不光是缺多少钱的问题，关键还缺乏一种意识和思想观念、技术去引导，没有年轻人返回去，这对农村发展非常不利。”俞学文代表说，因此，应有针对性、有选择性、有指标性的放宽对人才回村户籍迁移制度，让农村接收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有志青年，以农场、合作社的性质创办农业龙头企业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针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王小同代表认为，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国家在某些方面应探索政策突破，打造、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三位一体”模式，捆绑整合各类涉农、扶贫资金对其予以重点扶持。他还建议创新农村金融制度，鼓励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适合农村需要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加大力度发展农村小额信贷。（据中国农业新闻网 记者 黄朝武 何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