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市政府公布了最新出台的《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这是在前几次城乡统筹基础上力度最大的一次“统筹”,破除了长期以来束缚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制度障碍,全面建立了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对于农民来说,解除了他们“入城失地”的担忧,并可以在进城后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没有交换条件”无疑是成都版户改方案的最大亮点
最近几年,户籍改革在全国各地雷声隆隆,迄今为止,成都方案堪称雨点最大。“没有交换条件”无疑是成都版户改方案的最大亮点,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请农民进城。这可谓是最有“诚意”的方案。
破除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早已成为各方共识。但说并做了这么多年,数十个省市先后拿出了自己的户改方案,可真正让人兴奋的却并不多。原因何在?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对最盼望改革的群体——农民的吸引力不够。而吸引力不够的原因,则在于没有切实处理好农民现有物质利益(土地保障)和改革蓝图中物质利益(社会保障)的关系。就像是拿着一张画饼去换农民手中实实在在的烙饼,人家当然将信将疑。
对于有人质疑农民因此享受农村和城市的双重权利、从而形成新的不公平的问题,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回答: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是他们应该享有的,“过去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牺牲,城市化、工业化才有了快速的发展,我们欠农民的太多、欠农村的太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一项有诚意和人情味的改革,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有前途的改革。(秦新安)
一种中国式试点改革,可为同类地方提供良好示范效应
劳动力人口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城市及时以居民身份认可转移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是一种正确的做法,这不仅可以给与民众同等公民待遇,又将劳动力人口留在城市,为城市再发展提早做了准备。
不过,劳动力转移更取决于就业、社保等福利制度安排,如果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却无法立足下来,那么这种转移将可能是暂时的、瞬间即逝的。这需要政府以农民的视角与位置去考虑农民进城后的生计。城市正面临着一轮不可避免的涨价潮,包括水价电价天然气价格等,加上日用品菜价等上涨,这些都是农民入城后需要首先面临的困难。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房价、入学、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是全国性的普遍痼疾,这也是城乡统筹过程中面临的最艰难挑战。如果这三大问题难以解决,那么农民入城依然会产生无根感。
更重要的,城市生计与这三大问题还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紧密相关,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入城的年轻农民工,相比于父辈,他们更加青睐五彩斑斓的城市生活,城乡统筹改革给予他们城市身份之后,终于可以与城市青年具有同等公民身份了。与那些急吼吼地让农民“上楼”的地方比,成都的城乡统筹显然是更有准备且步步为营的,自2003年城乡统筹以来推出了有梯次的统筹政策。这种改革是一种中国式试点改革,它可为同等同类地方提供良好的示范效应。(祝乃娟)
改革关键不是什么复制价值,而应追问是不是真心搞改革
成都的改革形势令人欣喜,这些年来成都为中国贡献了不少改革经验,但成都同时也遭遇过很多批评。值得赞赏的是,成都既顶住了一些来自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也汲取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从文本上看,成都改革契合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大方向,是一场“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增加了全体居民的福利而未损害某个阶层的利益。如此具备魄力的改革是否具有复制价值呢?
从神木模式到成都模式,在数次关于这些模式的探讨中,笔者听到了不少质疑声,其中一个关键的质疑就是这些模式如果脱离当地较好的经济条件是否还可能成功。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全国那么多城市,经济条件比神木好的县城,比成都好的省城,难道还少吗?可为什么只有神木和成都少数几个地方做了类似的改革?为什么一些曾经号称改革前沿的城市、一些经济总量屡创新高的城市却不能呢?因此,关键的不是什么复制价值,而应追问某些地方是不是还在真心地搞改革?
曾经是改革前沿,不代表现在就一定还是改革前沿。改革前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至少从破解城乡二元差距这一角度来看,成都是这一方面的改革前沿,而一些沿海地区,确切地说吧,就是咱们广东已经落后了。成都曾经公开表示已经多年不到广东来学习改革经验了,我们自己呢?一些干部仍然洋洋自得于表面化改革,口号式改革。再追问下去:广东这些年有什么值得在全国推广的改革模式呢?既然缺乏,就要加油,踏踏实实地推动一些具有全局意义的真改革、大改革,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小打小闹和自我神化。(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