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钟勉省长、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四川县域经济研讨会。我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到成都来开这么一个会，感觉非常的亲切。四川包括成都的城乡统筹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最近几年，我年年到四川来调研，都没有离开城乡统筹这么个主题，这次就城乡统筹问题谈一点我的体会，感觉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成都2003年就开始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在城乡统筹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刚才魏省长和孙市长都对四川包括成都的城乡统筹做了很好的介绍，韩部长从几个重点论题，对全国城乡统筹谈了他的看法。党的十六大以后，城乡统筹作为一个全新理念，不仅在理论上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各地也从不同路径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比如成都的“三个集中”：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不仅成为成都实践的路径，其他很多地方在选择城乡统筹路径的时候，也以成都这“三个集中”为突破口。从总体上看， 2003年中央提出这一理念以来，经过8年的实践，城乡统筹在理论上得到了升华，实践方面也丰富多彩，确实值得认真总结。我谈三方面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城乡统筹这些年发展非常迅速
对于这些年城乡统筹的进展，我有三点估计不足，其中有两点是好的，有一点感觉还有些矛盾和问题。第一个估计不足的是经济指标的表现。从经济总量上看，从2003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个台阶为我们实行城乡统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03年开始城乡统筹实践时，我国人均GDP刚刚进入1000美元区间，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迈进的时期，城乡居民收入有限，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城镇化率37%。城乡恩格尔系数都在40%以上，当时搞城乡统筹，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具备一定条件外，包括成都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只是刚刚起步，物质基础还不太扎实。但短短的几年时间过去，我们再观察一下宏观数据，从经济总量上看，去年我国GDP达到33.5万亿元，按汇率计算折合4.9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截至2005年我们就位居世界第二了。去年我国经济实现了GDP增长8.7%的宏观指标，而日本去年的GDP是负增长，一进一退，今年中国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已经是毫无悬念。按照这种速度测算，到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的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按照汇率计算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改革开放30年，GDP总量平均每年递增9.8%，这是一个宏观基础。从财政收入来看，在去年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8万亿元，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国家财力是比较雄厚的。从城镇化率看，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46.6%。韩部长刚才讲，我们城镇人口已经达到6.2亿，但其中有25%是就业和居住在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民工，户籍还在农村。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几年城镇化水平，每年以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还是非常快的。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看，去年农村是43%，城市是36%，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日常开支中食品消费的比例有所下降了。从外汇储备来看，现在世界上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还有日本，但它仅仅有9000亿美金，我们去年是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管这么大一笔储备拿在手里，是好事还是坏事，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上述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说明，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为城乡统筹、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03年刚刚开始搞城乡统筹时候，这样发展速度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第二个估计不足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城乡统筹不仅在率先发展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了新的进步，如韩部长刚才所讲，苏州无锡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而且在发展相对滞后的成渝等地，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此外，一些原来不看好的西部地区，城乡统筹这些年也有了长足发展，比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陕西的神木县、河南的新乡市等地发展非常快，这也说明城乡统筹在薄弱区域、在欠发达区域也有可能取得突破，为全国推广成功经验提供了丰富的案例。鄂尔多斯160万人口，2008年GDP是1600亿，人均GDP 1.4万美元，去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财政收入达到260亿，财力成几何增长。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对当地政府一个很大的考验。是一味的用在城市人口身上，还是工农城乡同等考虑，均等化。我觉得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鄂尔多斯市所在的东胜区把全区划为三个区域：限制开发区、优先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农民要搬迁到城里，为此搞了十大工程，第一大工程就是移民搬迁工程，实行了四个一：提供一个就业机会，提供一套住房，提供一份补贴，提供一份公共服务。按照鄂尔多斯的理念，在教育方面已经实现12年义务教育全覆盖，对蒙古族居民进一步实行16年义务教育，除了9年义务教育外，今年开始对蒙古族实施3年学前教育和3年高中教育，今后三年内对全市所有民族都实行16年义务教育，这就是城乡统筹的理念。陕西的神木，去年开始全民医保，报销最高可以达到30万。韩部长刚才讲苏州新农保缴费人均300元，农民自己缴100元，大病小病统筹，但是神木是对城乡居民统一对待，最高报销30万。成都做不到，重庆做不到，北京、上海也做不到，但是陕西神木可以做到。成都的城乡统筹实践，我去年到新津实地调研，新津现在也在搞12年义务教育的试点，特别是学前的三年。农村搞幼儿园，农民交100元钱，政府补贴买单。理念就是不能让农民的孩子输在起点上，这是他们提出来的。总之，我们讲城乡统筹包括规划统筹、产业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公共服务统筹、体制改革统筹等内容，各个地方要针对最关键的环节争取突破。第二个估计不足的就是指，从中央提出城乡统筹理念的这7-8年间，除发达的京津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上了一个大台阶外，欠发达地区有力地推进了城乡统筹，在某些领域、某些关键环节上也做出了有力探索，为全国树立了典范。
第三个估计不足的是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些年城乡统筹总体上看成效喜人，但认真反思一下，有两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农村资源要素的流失。刚才韩部长讲的，我们过去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不平等，二元结构表现最强烈的是产品交换的不平等。这些年资源要素的不平等交换屡见不鲜，是城乡统筹不可回避的一大矛盾。要素不外乎土地、劳动力、资本。关键的问题是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城乡统筹过程中的社会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要素的流失，1万、2万块钱从农民那儿征过来，通过土地招拍挂10万8万块钱转让出去，利润到了地方政府手里。另外就是资本要素的流失，每年有1-2万亿元的资金通过农民工的工资汇回家后，并没有用在农村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上，而是通过邮政储蓄等方式回流到城市。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我给大家提供个数据，人均GDP最高的两个市和最低的两个省比较，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1:1.62扩大到2008年的1:2.33，北京从1:2.14扩大到1:2.32，和全国1:3.33的水平相比已经很低了。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十年间由1:2.88扩大到1:4.3，贵州从1:3.42扩大到1:4.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张的速度更快。我原来以为，经济发展总量和人均GDP达到了一定水平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事实上苏南、上海和北京等发达地区在90年代中期都是缩小的，没想到进入新世纪后，包括城乡统筹这几年以来，收入差距却继续扩大。上海去年是1:2.34，比2008年又扩大了0.1个百分点。成都2004年的时候是1:2.66，去年是1:2.62，仅仅缩小了0.04个百分点，算是不错的，在所有区域里面表现最好的。
此外，还有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就是这些年城乡统筹过程中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是五个字，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五个字，前五个字叫：教、科、文、卫、保，后五个字叫：水、电、路、气、房。这些年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后五个字，人畜安全饮水、乡村道路建设、农村用电、农村沼气建设泛指农村的能源建设、新农村建设，我感觉这五年的发展成就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特别是农村道路建设，这五年超过了前五十五年的总和的两倍，水泥路和柏油路仅仅去年一年就修建了38万公里，水泥路和柏油路通行政村达到95%。总体上看，城乡统筹发展非常迅速，我有三个方面估计不充分。有好的方面，也有欠缺的、需要重视的方面，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二、要充分考虑到城乡统筹的深层次问题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1. 防止农业被边缘化的问题。在城乡统筹中，尽管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但农业被边缘化的危险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关系，在很多地方处理的并不是非常好。农业特别是粮食连续六年丰收，连续三年稳定增长，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但这并不表明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彻底解决。1978-1998年的20年间，全国粮食生产从6千亿斤到一万亿斤，以一千亿斤为一个台阶，连续上了4个台阶，1998年粮食总产达到10246亿斤，人均414公斤，去年是10616亿斤，人均398公斤。十年前我们讲粮食供求关系，认为粮食供求实现了总量平衡、区域平衡。我们担心的是出现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的过剩，但这两年我们对粮食的判断是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如果我们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不高度重视农业的现代化，我感到紧平衡能不能维持住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谓的紧平衡是人均400公斤，1998年到2009年，12个年头11年时间，我们粮食总量仍然在一万亿斤左右，没有达到一万一千亿斤，所以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到底怎么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特别赞同韩部长刚才讲的，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学在很多地方就是个口径学，比如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农业部门去了说算农业的投入，教育部门去了说算教育的投入，又如农村卫生投入，也是两边算账。尽管这些年来农业投入有了大幅增长，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账，这些年尤其是今年我们的体会非常深。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五省区遭遇百年罕见的干旱，暴露出农业基础设施欠账已欠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三分之二的中低产田改造，十年前、二十年前就这么讲，到现在也仍然没有改变。家电下乡，应该讲成效巨大，但家电下乡以后遇到的新问题是我们没想到的。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很多政策的好处体现不充分，买回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都能象城市一样使用吗？不见得！电压不稳，电视的收视率包括洗衣机的使用率跟城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此工信部有专门的调研，国务院研究室也有专门的调研。因此，我们特别担心粮食六年丰收以后，农业又将成为部分地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个产业。就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2.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问题。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尽管现代农业在发展，但是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压力是很大的。除粮食以外，油料、棉花、橡胶等产品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油料方面，全球供给量7千万吨左右，去年仅我国进口大豆就达到4255万吨，我们自己生产1500万吨，大豆供给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全国13.3亿人，平均每个人吃进口大豆或大豆油30公斤。此外我们还进口了816万吨油料。棉花和大豆不太一样，大豆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棉花是两头对外，进口棉花制成成衣、纺织品又出口。原料在外，市场在外，性质上不太一样。棉花的需求量是1100万吨，我国的产量是700-800万吨左右，最高产量达到75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到30%。据测算，如果要使棉花和大豆达到95%以上的自给率，需要新增播种面积5-6亿亩。我们只有18亿亩耕地，每年23亿亩的播种面积，很难增加这5-6亿亩的播种面积。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农业科技看，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贡献只有51%，发达国家是70-80%，说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面积、靠粗放经营，而不是靠集约经营。
3.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张的问题。从全国看，1978-2008年的30年间，城市居民可支配性收入每年递增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1%，相差仅0.1个百分点，从30年的长跨度看差别并不大。但1998-2009年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5.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1：3.24，而2004-2009年的6年间，尽管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并不低，增速分别是6.2%、6.8%、7.4%、9.5%、8%和8.5%，6年平均增速超过6%，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3.33。因此，下一步不要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不扩大起码应该成为一条底线。
4. 关键环节改革滞后的问题。尽管城乡统筹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滞后。这里有资源的配置方式，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资本资源的配置方式，尤其是土地和资本资源。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了农村金融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营业税、补贴方面都有一些相关的扶持政策，这是很好的举措。
以上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概括而言，就是在全社会高度支持保护农业的氛围下怎样防止农业被边缘化的问题；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下怎样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问题；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怎样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在城乡统筹理念下怎样在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实现突破的问题。
三、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会议主办方给我的一个命题，希望我能谈一谈城乡统筹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我以为，现阶段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唯独城乡统筹是百分之百、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在这方面有三个大的问题要考虑，一是在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前提下，如何把农业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予以充分考虑；二是如何把农村繁荣整体放到社会的整体发展中予以充分考虑；三是如何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予以充分考虑。城乡统筹在开始推进时有几条原则，现在仍然需要坚持这几条原则：要坚持政府行为主导；要尊重发展规律；要创新体制机制；要维护农民利益。城乡统筹过程中最怕的就是侵犯农民的利益。韩部长刚才讲了很多，我是高度赞成。由此我想在五个方面提出建议。
1.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成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星，可以说是最适宜人居的城市。四川包括在座代表所在的很多地方、成都周边的老温江地区，都有个产业支撑，如我的老家什邡，县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统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一支烟”、“一滴水”和“一个肥”这三大产业。没有支柱产业的支撑城乡统筹是无源之水。怎么确立支柱产业？要跟县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我非常赞同刚才几位领导和专家谈的，县域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节点，也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这些年我们做的很好，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市管县的行政体制，把重心是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县、放在农村，一直存在争议。坦白的讲，我经常有机会回老家什邡，文化大革命前什邡就是全省五强县之一，一度还排名全省第一。但市管县以后，德阳市区日新月异，什邡县城就没有看到有太大变化。地震以后北京援建的这两年变化很大，我是深有感触。现在成都周边的很多县都超过了什邡，从发展潜力、发展势头看都是如此，就是县域经济发展好的结果。因此，县域经济第一位的是确定支柱产业，发展什么样的支柱产业，这个产业是不是可持续，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2. 把城镇化作为突破口。我原来对城镇化的提法不以为然，最近两年调研和思考以后，包括到国外考察了一些国家，我发现城镇化这个“镇”字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四川的农民到北京、上海打工10年20年，挣10万20万没有问题，但要想成为北京、上海的居民就非常困难。刚才韩部长讲，就业地、工作地和他的身份居住地分离，最终他还是要回到家乡，10万20万在四川的县城里买一套房完全没问题，成为县城里的居民也是城镇化。我们算过账，在北京每转移一名农民为市民，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70万，包括廉租房、子女上学等所有的问题都得平等对待。前两年是70万，这两年可能更高了，所以相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我们的城镇化是高成本的。我们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就是因为进入大城市成本太高，门槛太高，因为附加到城市背后的各种福利是城乡二元的。因此，关于城镇化发展我有四个观点：
第一，从城市类别来看，要着重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我国有2800多个县，600多个中等城市，3.5万个乡镇，乡镇对农民没有吸引力。县城和中等城市，一定要成为城镇化的重中之重，农民到这些地方，成本没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江西赣州为了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就地转为市民，房价均价3000元，政府拿出1500元补贴农民工，农民工自己只掏1500元，房子面积50平米可以了。不要一搞就是100、200平米，农民住不起，也没必要。
第二，从区域类别来看，要着重发展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四川、河南、安徽、江西等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7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相比，这些地方只有30%多，四川是36-37%，离全国平均水平的46.6%还有10多个点的差异。
第三，从人群类别来看，要着重发展现在在城乡间流动就业的1.5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把就地城镇化和返乡城镇化作为重点。解决了这部分农民工的市民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而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市民化。
第四，要解决关键问题。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就业。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要吸引农民转移，必须要有产业支撑，当前，金融危机使一批相对低端的产业转移到了内地，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过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一样了，现在有两个取向，其一是继续由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其二是转向就地就近就业，农民工在外地一个月挣2000块钱，回到家乡挣1500元也愿意，在外面挣1500元，回到家乡挣800元也愿意，这是因为生活成本也随之降低了，还可以和家人团聚。所以要把产业发展和县域经济结合起来。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住房。一方面农民工自己积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为城镇化发展、为县域经济壮大掏些钱，比如鄂尔多斯市，无偿提供一套住房，无偿提供社保，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有能力做到。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子女教育，到2020年要实现全民教育城乡均等化。第四个关键问题是社会保障。只要把这四个问题解决好，城镇化水平达到60%，一年一个百分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关键举措。增加农民收入，除了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即家庭经营收入、务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想办法外，还要重视几点：
第一，实行分区域、差异化的农民增收政策。珠三角尤其东莞、深圳、中山等地的农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房屋出租，三分之一来自于土地转包、转让和入股，三分之一来自于一二三产业就业。而四川农民收入的50%来自于务工收入，黑龙江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90%来自于水稻、大豆等粮食生产，新疆特别是南疆一些地区农民收入的60%来自于棉花种植。各个地区的农民收入重点都不一样，因此要根据地区特丹出台不同的收入扶持政策。
第二，高度关注边远地区的农民收入问题。以前比较关注农区、农民，现在也要关注牧区、边区，牧民、渔民等特殊群体，比如四川的甘阿凉，甘孜的牧民收入怎么样。
第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注意到两会以后有十八个省提出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国务院也在讨论，发改委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很担心注意力只放在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上。
第四，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主要是农村的土地和资本两大要素。当前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过去一家一户是不一样的，农民开展规模经营，所需资本绝非小数。支持现代农业，重点要支持这些新型的、规模化的种养殖大户。我们最近跟银监会对话，希望在发展正规金融的基础上，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新型小型金融机构上。因为商业银行支农作用有限，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发育农民自己的资金互助组织，发育村镇银行之类的新型的金融机构。去年初，农业部和银监会出台了一个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政策，农业部门统计现在已经有1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资金互助行为，有3900家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怎么规范好发展好，主要是把握好三大原则：对内不对外，吸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农村金融怎么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怎么支撑城镇化工业化，怎么支撑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需要统筹考虑的大问题。
4. 循序渐进推进城乡统筹和县域经济发展。要把握四个关键环节，首先要发展产业，其次注重收入均衡，第三坚持改革的方向，最后城镇化和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怎么双轮驱动。新农村建设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生产发展是前提，是为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收入上去了还要注重生态环境，这方面四川搞的非常不错。循序渐进是我们的基本方法，如果说产业支撑是基础，收入分配是目的，那么我们的三位一体就是方向。这个不仅是新农村适用，县域经济发展适用，城乡统筹也是适用的。
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