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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如是说。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这表明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几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发展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分布格局。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称，“中国城镇化将是我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动力。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城镇化能够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实现结构转型，推动经济服务化；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
那么，中国的速度是快是慢？城镇化发展是否健康？城镇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5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院、《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城市化的反思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专家们就中国城镇化发展各抒己见，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一问：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是快是慢？
“过速”？“滞后”？ 专家观点不一
对于51.27%城镇化率，辜胜阻认为“速度快但质量不高”。将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只需要30年。
辜胜阻举例说，2000 —2009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68%，而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9.8%，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存在“过快、过猛、过急的现象”，“应考虑给城市化降温” 。
但是，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简新华教授说，“中国城镇化速度并不快，虽然中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但速度并不‘过快、过猛、过急’，在总体上也不是所谓城镇化的‘大跃进’。”
简新华介绍，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中后期正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也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而且速度在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也不是最快的。例如，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1.01%，而德国1890—1900年，年均上涨1.2%，日本1950—1980年，年均增长近1.29%。
“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张桂文教授表达了不同观点。 “一般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远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的合理区间。” 二问：中国城镇化道路是否健康？
专家表示：或为亚健康
“交通拥堵、污染严重、人口急剧聚集、资源紧张等”已被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
2011年9月17日，一场小雨导致北京交通“瘫痪”，“首都”变“首堵”，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140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深圳，10月11日深圳遭遇“黑色周一”，上午9时主干拥堵段达23处。据公安部2010年末的数据显示，全国667个城市，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
交通问题不止北京和深圳，也不仅表现在拥堵上，交通更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有研究表明：中国百万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要花39分钟。按照人口来算，中国15座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多消耗288亿分钟，折合4.8亿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的标准来折算，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
去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排在了第1035个，在100个首都排名中也倒数，成为“污染之都”。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有媒体报道称，2010年11月以来，北京、杭州、合肥等大城市相继变成“雾都”。并且，全国每年有5600万吨的城市垃圾露天堆放在郊区，2/3的城市被“垃圾围城”。
在城市，人们遇到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人口急剧聚集。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黄荣情教授介绍，1983年，中央决定到2000年，北京市人口规模控制到1000万，但是1986年，北京市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000万，提前了14年。2005年，国务院要求北京市人口2020年控制在1800万，但是，2008年北京市人口规模就达到了这条控制线，提前了12年。
与此同时，资源更加紧张。在5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仅1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
这些都是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城市病。辜胜阻总结“城市病”是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此外，居住拥堵、失业严重、环境脏烂差、犯罪率高、社会治安恶化等都是城市病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病已经进入多发期。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上百名专家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十二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将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与城市病相对的是“农村病”。
辜胜阻说，“目前，我国约两亿农民工中的80%是单纯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迁移，家庭生活重心保留在农村。这些农民工预期自己年老、生病、失业时仍将返回农村，因此他们只是城市的苦力。”
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城市对农民工是“只用一时，不管终生”、取而不予，用而不养，“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辜胜阻介绍。
不能忽视的是，在农民工背后，还有留在农村的人。有数据统计，在我国留守儿童5000万人，留守老人40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辜胜阻说，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
“城市病”、“农村病”，都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简新华分析，盲目、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忽视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出发点和目标定位不正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不合理，社会保障、户籍、住房、土地、就业、教育等制度不健全，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市民化资金不足，都是造成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原因。所以，简新华称，中国的城镇化只能说比较健康，呈亚健康状态。三问：中国城镇化应如何反思与创新？
从“葫芦形”到“蘑菇形”
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谨防城镇化拉美陷阱，例如，巴西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大批向城市迁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达81.2%，但是与之伴随的是枪支毒品泛滥贫民窟，里约所有贫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过200万，时常缺水断电。
辜胜阻同时指出，中国城镇化要走可持续发展的“四化协调”道路，即：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与工业化、与制造业由大向强发展协调，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与信息化相协调，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
“城镇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一要建设‘幸福城市’：提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感；二要建设‘智慧城市’：城市生产、生活和管理方式创新；三要建设‘和谐城市’：让农民工市民化；让人与自然绿色发展”，辜胜阻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认为，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责任不同、作用不同、履行的功能也各不同，不能简单地将城镇化指标分解，落实到不同城镇。而是要有不同的思路，差别对待。
简新华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积极推进的是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镇化”。第一，重点促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扎根城镇，不再频繁流动，稳定城镇劳动力供给，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民工荒”，同时可以大大缓解春运的紧张状况。第二，先行制度创新，加快社会保障、户籍、住房、教育等制度改革。第三，以工业化、信息化、服务化促进城镇化，城镇化必须依靠产业支撑，否则就是“唱空城计”。第四，多渠道筹措资金，我国有10万亿财政收入，应该用在刀刃和关键点上，那么社会保障是刀刃，城镇化则是关键点，政府应该加大对城镇化的投入。第五，提高以全体市民需求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合理化程度，不能偏向富裕阶层，不能过分地追求超前、豪华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称，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对中国城市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考虑到未来城乡结构变化趋势，小城镇仍然可以是城镇化推进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却难以成为中国的更高层次且质量为主的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如果说城市化起步之初的农村和城市两个大头组成的是“葫芦形”的社会结构，那么现在将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农村现代化而城市体系也十分发达的“蘑菇形”的全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