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数据的26个国家中，有24个国家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份额继续增大。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实得收入份额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升了一倍多，回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私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现在也回到了近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被广泛引用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分化。

应对政策 捉襟见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在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许诺并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但从实际效果看，许多政策令人失望，有些甚至沦为空头支票。
巨额赤字的财政政策、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前期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在危机后的增长迟滞期已越来越难起效。不断的开闸放水，使欧元区和日本进入负利率时代，源源不断的“便宜钱”在缺乏活力的经济现实前束手无策。比利时荷兰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彼得•范登•豪特指出，欧洲决策层能用的工具箱“已经快空了”。
而近年来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在经济上掣肘欧洲，其影响还远未充分显现。从经济角度看，以年轻人居多的难民群体虽可能在未来适度缓解欧洲老龄化问题，但难民的社会融入一直是个难点，由此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在政治上为欧洲右翼政党崛起创造条件，使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加重，给欧洲的自由贸易带来冲击。
而日本安倍政府应对经济困境的“三支箭”已经被事实证明效果可怜。
加剧的老龄化、疲软的需求以及顽固的债务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三大共同顽疾。有经济学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当前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其长期以来债务危机的结果。换句话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远未终结，但其减债努力却已陷入两难境地：步伐太慢会使市场失去勇气，太快则会破坏复苏。
而在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发达国家推进不力。由于党派纷争等制度局限，其结构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方向不清，步骤不明，政策摇摆不定，效果进展缓慢。
而在市场层面，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后，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主体风险意识淡漠、合规文化缺失，在金融家和企业界甚至弥散着一种“自满”情绪，过分追逐短期利润，过度承担风险，这让人不得不担忧下一次危机的到来。

全球合作 挑战艰巨
增长迟滞、不平等加剧与政策应对乏力之间因果互动，体现了发达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困局与矛盾，暴露了其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缺陷。这不仅在其内部造成麻烦，也为世界经济合作带来更大挑战。
路透社不久前批评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在经济对策方面空洞无力，无论是在推动全球增长的理念方面还是在实际措施方面，这些发达经济体都缺乏新意和务实的执行力。
在经济思想界，发达国家近年来虽有反思，但却始终缺乏建构全新理论的重大突破。
IMF三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在今年5月底发表了题为《新自由主义：江郎才尽？》的文章，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文章对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部分政策并没有给经济带来增长，反而加剧了不公平，进而危及了经济体量的持久扩大。文章同时暗示，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已经难以作为成功的范式被简单仿效和推广。
综合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长期低增长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增无减，发达经济体短期恐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诚然，发达经济体，尤其像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可低估，但认清其经济弊端，防止“泥足巨人”的负面外溢效应，值得细思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