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相处友善，邻里和睦，不偷不盗，规劝人们互爱互助；民约，涉及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等；家训，通常要求家庭成员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强化村规民约的作用，将使弱化的“村-组”结成紧密的网格，促使“县-镇-村-组”的四级网格化治理真正形成。
孝悌之乡四川省金堂县，正在越来越多地借助村规民约的力量管理村落。《当代县域经济》记者在金堂县采访发现，按照成都市依法治村工作会的要求，金堂县各镇各村（社区）重新制定完善了村规民约，破解部分村级公共事务法律法规无法管的问题。这些村规民约通俗易懂，成为农村群众自治的“铁规矩”，解决村民自治中的“棘手事”。

以“互联网+”方式转向多元共治
互联网，以快捷、便利给具有广袤乡村且地理位置本不占优的县域带来机会，以更加积极的理念和战略拥抱互联网，理应是县域当仁不让的选择。
“互联网+”或“+互联网”对县域治理而言，正是其转向多元共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创新的必由之路。
无论是人的“三治合一”还是地域化的网格化治理，都需要借助互联网。
比如可以通过互联网让人民群众参与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拍照，县域通过建立和完善有奖举报和报告制度，发动广大民众随时随地举报食品安全等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报告安全隐患、交通事故、灾害险情等。但这种渠道和方式，需要县域的主政者，去创新性地建立。
比如“互联网+公安”，把传统探头升级改造为具有对人脸、人体特征、车牌号等自动识别功能的智能探头，实现联网监控和自动报警，提高对嫌疑人员和嫌疑车辆的跟踪水平，快速抓捕犯罪嫌疑人、在逃犯和暴恐分子等。
在四川省成都肖家河辖区，从2010年起，就在兴蓉社区开展基层治理试点，其公共服务由以前的“政府+第三方社区组织”模式向“政府+第三方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的模式转变。辖区内，很多事务包括一些与居民相关的事务可以在社区内直接办理，社区的社会组织，功能更加强大，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生活。
获“社会治理创新最佳案例”奖的温江涌泉同样如此，正是其创新社区治理，启动“积极型社区”建设，调动基层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有序的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创新要从政府‘管控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向‘多元共治’转变。”6月18日，浙江举办的“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说，“原来政府统管一切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催生出国家管理模式的变革需求，即从管理走向治理。”
多元共治，是一种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进行社会治理的方式，眼下，很多地方进行的关于社会治理的创新，实际上仍然属于过去的管控型。
堵不如疏，管不如放。所谓“放开搞活”。 创新，正是一种“放开”的过程与方式。王长江说，多元共治，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的探索和转型，形成社会治理探索创新“百舸争流”的局面，这一战略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四川省安居区在社会创新治理方面也有诸多探索，区委书记雷云认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着力重点是改进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正是朝向“多元共治”目标的一种方式。
探索无止境，发展无尽期。全面深化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县域治理，仍需不断努力创新。
“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不管治理方式如何变革，民众、民生、民本是创新之魂，党的领导是创新之核，唯此，基层治理体系创新发展和县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能实现。
善治，既是善于治理，又与恶治正对，是县域治理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