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成本转嫁的打击下，部分吸纳2500万失业农民工回乡就业，还把因市场失灵造成的农村资金要素净流出改造为净流入，增加农村地区消费，稳定了农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池”，使中国成为此段时期世界重要的经济发动机。据此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虽然应该大中小并举，但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就是要继续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更多用来加强约1万个县域中心城镇建设，同时赋予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向“进入门槛”低于城市的县内城镇集中，由此拉动非农就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的综合性举措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内涵具有多样性的生态文明建设。

应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挑战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极为深刻而重大的变化。2011年，中国按照新统计口径达到的城市化率为51.27%，7亿城镇人口中约3/4集中在大中城市，是全球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包含我国农民工达2.53亿人，占非农就业总量的50.7%。应该注意，这种让农民“工人化”的结果将是加快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事实上，中国的新工人阶级因为受教育水平高、集中劳动和集中居住，已经逐渐进入了自我政治化进程。国家应加大推进城镇化战略，增加农民工更多进入距离“三农”半径最短的城镇得到非农就业机会，这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同理，中小企业在县内城镇的“进入成本”也比大城市低得多，但带动就业的能力却六倍于大企业。两相结合，可以使农民工就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致使现金收入增加，其高于城市的消费率对内需增长有更大贡献。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城乡差距缩小和内需拉动型“黄金增长”，就是依托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推进。

“中产阶层”在城镇化中崛起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拥有3亿人口的“中产阶层群体”，占总人口的2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有可能在2015年之后达到5—7亿人。“中产阶层”对城市治理方式和自身利益维护都有诉求，但由于范围大、行业多、尚处在不稳定状态，其表达方式和内容都很零乱，相应地产生了政府不得不应对这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新矛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客观上有利于吸纳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分散小型投资需求，同时也就有利于把集中在大城市的潜在利益冲突分散到上万个县以下的城镇中去。目前，中国600多个城市中，超大型城市已占世界的1/4以上，大型城市已占世界的1/3以上。城市资源环境紧张导致大城市病突出，市民生活压力大、成本高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化内生的风险及与生态文明对立的趋势日益显化。这个时期，突出“城镇化”战略，降低“城市化”战略实施速度，是执政党与时俱进应对客观形势变化的表现。因为，中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坐享现代化收益的条件，因此需要对城市化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格外重视。我们认为，城镇化战略适合中产阶层崛起之后的多元化需要，也有利于分散中产阶层不可能自觉的诉求，缓解因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