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历史意义

温铁军 兰永海

土地改革红利与二元结构
回看新中国60多年建设和发展经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实现工业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作为资源有限、农民高度分散的人口大国，又是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建设，遂把农村作为提取工业积累的主要来源地，历史性地让农村发挥了重要“蓄水池”和“稳定器”功能。尽管为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代价略显沉重，但在总体上维持了整体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这也是中国历经多次经济困境而幸免陷入“发展陷阱”的内因之一。作为中国的劳动力“蓄水池”，乡土社会调节着城市产业资本大起大落带来的社会冲击。这主要源于“土地改革红利”——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财产作为基本生存保障，农村土地也因此具有“无风险资产”属性。由此巩固了乡土社会长期存在的“村社理性”和“家庭理性”。

缓解生产过剩的投资拉动
从21世纪初到政府加强“三农”投入以来，农村在“劳动力池”之外增加了“第二资产池”的作用。要理解这个观点，就需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比较制度优势”——中国政府综合债务率低，得以利用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幅员辽阔来开拓国内调整的战略空间。主要是启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扩容实质资产，由此不仅有效缓解外需下滑困境，而且带动内需增加。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生产过剩的压力，但又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外扩张，只能通过国债投资于内陆纵深来化解产业资本过剩压力。为此，中央政府及时启动大规模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灾后重建”等国家战略，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提出的“救市投资”。在近10年的时间里，平均两年出台一个国家战略，累计投资10余万亿元人民币。这种政府直接干预、使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相对有效地化解了产业过剩危机；但总体上仍属于“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的政策。

化解资本全球化内生危机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金融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一手发行债券、一手使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救市，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转嫁金融制度成本。如何化解这一困境？我们认为，产业资本过剩的中国不同于金融资本过剩的西方，在于中国必须利用“比较制度优势”，改变对外依存度过高局面：通过政府的统筹协调投资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形成巨大的实质资产，从而使中国金融资产占实体资产比重下降，政府就有条件同步增加国内金融化的空间；在构建这种良性循环的同时，金融资产中坏账占比也就随之下降，自然也就能缓解因城市地产扩张而导致的银行风险。例如，从2006年到2011年，总计达4.3万亿元的政府“三农”直接投资，不仅消纳了过剩的产业资本，在全球危